一个66岁的退休老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教授，一个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了43年的医生，是什么让他仍对手术台如此依恋？是什么让他对生命如此敬畏？是什么让他激情依旧？“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李占元说。 　　采访李占元教授颇费周折，前前后后持续了一个多月。4月中上旬，记者开始联系采访，李教授说手术安排较多，门诊上也脱不开身，等有时间了即告知记者。4月17日，李教授打来电话，说第二天上午有手术要做，但下午没有手术安排，记者可来访。 　　18日下午3点，记者如约来到齐鲁医院普外门诊李教授的办公室，他却不在。普外的一个医生说，李教授从上午就一直在手术台上，午饭还没吃呢。当他得知记者的意图后，建议记者改日再来，给李教授留一些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毕竟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 　　第二天，李教授打来电话，深表歉意，说要去齐鲁医院沂南分院出诊，等回来后再跟记者联系采访事宜。 记者以为像他这般年纪的老专家出差到沂南这样的小县城，可能是为了给分院贴贴金，用不了两天就会回来的。谁知，直到“五一”假期快要结束，李教授那边仍无音信。情急之下，记者拨通了李教授的手机。他说，沂南的手术较多，过几天才能回济。“五一”假期，他都在手术台上了。 　　5月15日，李教授打来电话说刚回来，在安排好齐鲁医院这边的工作后，即接受记者采访。 　　18日下午，李教授在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采访的三个多小时里，不断有医生拿着片子或手术纪录来向李教授请教。6点钟，采访完，记者要走时，早已等候在门外的两个医生拿着片子急匆匆地奔向李教授。 　　一个66岁的退休老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教授，一个已经在医院里工作了43年的医生，是什么让他仍对手术台如此依恋？是什么让他对生命如此敬畏？是什么让他激情依旧？“如果再让我做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李教授说。 　　穿过静穆的医院走廊，看着病人充满渴望的眼睛和步履匆匆的医生，记者想起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的名言：“我惟一的憾事，是没有第二次生命可以献给我深爱的祖国”，李教授此刻的心情，是否也可以这样形容？ 　　挑战普外最复杂的手术 　　1964年，李占元从山东医学院毕业，进入齐鲁医院普通外科实习，从此开始了校门———医院门———家门的生活。 “我的惟一目的，为病人谋利益；无一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无一不是含辛茹苦，孜孜以求，锋出磨砺，香自苦寒；无一不是品德高尚，为人师表，堪称医界楷模”。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名言鼓励着每一位走出校门走进医院的年轻人，李占元也怀揣着做一名苍生大医的梦想。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占元出身不好，不能像许多同事、同学一样风光地到街头“闹革命”，只能去乡村里锻炼，做“赤脚医生”，或者在医院里低头学习怎么做手术。 　　一次，李占元向山东医界泰斗胡圣光请教，该向普外哪个方向发展？胡圣光看着眼前这个执着的年轻人，告诉他胰十二指肠切除是普外最复杂的手术，如果能把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掌握了，在普外就能被“竖大拇指”。 当时，山东的医院中能做胰腺手术的医生非常少。1958年，山东省立医院做了第一例胰腺手术。1964年，齐鲁医院（当时为山东省立二院）进行了第一例胰腺手术。这两例手术，都是在医界泰斗李兆亭的支持下实施的。李占元决定攀登普外的最高峰。 　　时光荏苒，当许多人回首文革10年，为荒废了青春而叹息的时候，李占元的医术已经超过了许多同龄人。1971年，30岁的李占元可以独立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了，并可以替主任去会诊病人了。 　　孜孜以求 跨越巅峰 　　被人“竖大拇指”的李占元在实现了最初的愿望后，却没有满足于仅仅被人“竖大拇指”，他开始探索如何改良、完善胰腺手术。经过4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他对提高山东胰腺危重症的手术治疗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上级医师的支持指导下，先后开展了多项新手术、新技术，使齐鲁医院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死亡率由14.7%降低到4.3%，跨入了国内先进水平行列。1987年，他在我省率先开展了保留幽门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对不能切除的胰腺癌进行区域化疗，确定了不同部位的胰腺癌安置投药器的最佳动脉途径。对不能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引起的恶性阻黄，开展了经十二指肠引出的扩大u型管引流，达到了减黄和延长病人生命的目的。 1987年，他主刀切除了一例重2600克，直径25厘米的无功能胰岛细胞瘤，这是截至当时国内报道的最大的胰岛细胞瘤。他还制定了齐鲁医院胰头部的良性肿瘤和慢性梗阻性胰腺炎行胰十二指肠切除的手术标准。 “我一直牢记医界老前辈张孝骞教授的那句名言：医生临诊的态度应该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它激励自己做一个人民信赖的好医生，对每个患者都付出100％的努力。30多年来，看到无数被自己治愈出院的病人，我会无比激动与欣慰，这是激励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秉承老一代外科专家的优良传统，汲取各家之所长，李占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手术风格：手术暴露清楚、解剖层次明了、操作精巧、手法细腻。 　　一封跨越26年的来信 　　在过去的40多年里，李占元到底为多少个病人做过手术，他已经记不清了。粗略估计，他所做的手术占齐鲁医院普外科总胰腺癌、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的1/3。 　　他记不清病人的姓名了，病人却还记得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的苍生大医。2006年2月3日，李占元收到一封来自茌平的信件，打开一看，是26年前的一个病人家属寄来的。 　　对这个病人，李占元已经没有印象。实施胰腺手术后，有的病人能继续活两三年，有的能活七八年，也有的能活十几年。对26年前的病人能否活到今天，李占元无法想象。 　　他查阅了当年的病例。1980年7月7日，李占元为来自茌平农村的王玉龙实施了胰腺肿瘤切除手术，当时王玉龙只有32岁。手术很成功，不久王玉龙康复出院。 　　26年后，已经有了孙子的王玉龙想起当年的救命恩人，在寄来感谢信的同时，也寄来了自己和孙子的照片。信写得很朴实，说当年茌平医院的大夫说王玉龙已经没救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转院到了当时的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后更名为齐鲁医院）。没想到，李占元教授妙手回春，让她一直健康地活到现在，身体还挺硬朗。 　　李占元仔细地看着这张照片，说“不认识了，都过去26年了，当时的她才30多岁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李占元常常收到病人的来信。对这些来信，他都珍藏着。 　　敬畏生命的医界大师 　　其实，令病人感激的，不仅是李占元精湛的医术，还有他仁慈的胸怀。今天我们看到的每一封病人来信的背后，都珍藏着李占元对病人真切的关怀。“那时没有电话，就写信询问病人。”李占元说，他做过的每一个手术病人出院后，他都写信询问病人的康复情况。为便于病人回信，每一封信里都装有回邮信封，回邮信封不仅写好了地址，而且贴好了邮票。这种追踪一般持续两年，到确认病人完全康复为止。 　　在李占元珍藏的病人来信中，记者看到了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黄褐色的草纸信封和信封上8分钱的邮票。“当时有些农民很穷，8分钱的邮票都不舍得买，我们就替他们贴好邮票。整个医院、所有的医生都这样关怀着病人，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信封的质量越来越好，信封的规格越来越大，但不变的，是李占元对病人的关怀，对生命的敬畏。 　　“那时候，社会上不讨论医患关系该如何如何处理，对病人负责是每个医生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李占元翻阅着不同时代的病人来信，就像翻阅着一段历史，“下班回家后，拆阅病人来信，然后回信，一封都不能落下。”后来，电话普及了，他们就改用更便捷的电话询问病人。 　　“现在可以用手机联系病人，也可以用网络了，为什么医患关系却越来越难以理顺了呢？”李占元有些迷惑。在他看来，复杂的医患关系其实并不复杂，患者对医院的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服务质量，二是医疗费用。如果医务人员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把病人担心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帮助患者选择既保证医疗质量，又能够减少费用支出的治疗方法，人心换人心，患者必然会理解医务人员的难处。如果患者花费许多钱，获得的是低质量的医疗服务，不仅病没治好，反而加重病情，这样的医患关系如何能和谐？ 　　孙思邈有几句在医界广泛流传的警世名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立志，无欲无求”，“凡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些箴言的哲理至今仍熠熠生辉，感召着一切有良知的医护人员，李占元说，现在的年轻医生应该好好体会这些行医准则。 　　一个优秀的学术专家 　　与其它医界大师不同，李占元医术的精湛，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疑难病症的探索，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追求，对病人生命的敬重，也因为他积极关注医学理论，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勤于研究手术案例。 　　在李占元的办公室里，珍藏着许多病例，从70年代到现在的重要病例他都珍藏着。也许，那些已经发黄了的病例在许多医院里早已被当作废纸卖掉或者当作垃圾被扔掉，但对李占元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些病例就是胰腺外科的发展史，一份份病例纪录着胰腺外科一步步的发展。” 　 当然，如果仅仅是堆积这些病例，胰腺外科很难有大的发展。李占元对胰腺外科发展的推动作用就体现在，他善于研究病例、总结病例，然后从理论上提升，通过来自实践的理论推动实践发展。 　　从1970年代开始，李占元即开展了对胰腺内分泌肿瘤的研究，1990年代发现并报告了山东首例胰高血糖素瘤。他对胰岛素瘤的诊断及外科手术，特别是关于胰岛素瘤切除彻底性的判断开展了长达14年的研究。他开展的“术中快速血糖和胰岛素的测定方法研究”，为术中判定肿瘤切除与否提供了可靠依据，避免了多发肿瘤和异位肿瘤的残留，该研究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他的《36例胰岛瘤诊断治疗体会》获山东省科协自然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31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