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血浆，对血液制品的限价在现阶段没有意义。”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精辟的论断，令笔者感触良多。市场供求的现状证明，当前以“降”为主轴的限价正在对血制品供应市场产生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人士认为限价在现阶段没有意义是恰当的。但笔者认为，对血液制品的限价在现阶段也能够产生积极意义，但前提是在出台最高限价的同时制定最低限价。 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是供求平衡的结果，在政府规定了有效的最高限价后，一方面，消费因价格下降而增加，另一方面，供给因价格下降而减少，至少不会增加，这就必定会出现供不应求。血制品在血浆紧缺的情况下，供不应求的情况被扩大，出现断货、缺货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效的最高限价必定低于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由于没有设立最低限价，血制品在招标中被迫降价就成为“家常便饭”。如果将血浆的紧缺部分地归咎于血制品的无利可图，那么用“降价死”来形容这次全国范围的血制品紧缺，亦不为过。 尽管“降价死”现象可以归咎于医药生产商、中间商、医院的唯利是图，但我们更该反思的是降价是否考虑过市场供求情况。目前，除了因政府最高限价而使利润下滑，各地的挂网采购也使得企业颇感无奈。由于挂网价格不能体现市场目前的状况，当前业内的血液制品企业根本无法执行挂网的价格要求。 人纤维蛋白原这类产品，现在竟然只有一家企业生产。而事实上，还有更多血制品面临短缺的困境，如凝血因子Ⅷ国内仅有3家企业在生产，不可避免就会产生供不应求。其中的原因已经比较清楚，主要是利润低的困扰和高价药的“打压”。 一方面是老百姓急盼救命药而企业因为没有浆源无法全力开动机器生产；一方面是政府提高标准和实施最高限价而导致部分企业停产。 同时，血液制品的短缺，对临床药物治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诸如人纤维蛋白原虽有冷沉淀可作为临床代替使用，但作为替代治疗的初级产品通常含有较多的杂质，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在国外，这种初级产品早就退出市场了。作为救命用的血液制品，它们的短缺，无疑剥夺了医生和病人的选择权，严重影响了对临床病人的救治和医院的常规医疗工作。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药品定价目录，仅对最高零售价作了规定，没有对市场紧缺的血液制品进行最低价保护。笔者认为，对于诸如人纤维蛋白原这样的短缺救命药，政府应该在综合考虑工业企业的研发成本、原料成本、生产包装成本、流通成本、盈利空间的基础上，制定最低出厂价和最低零售价，以避免招标中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挂网中政府的盲目压价。因为合理的最低限价，将提升下游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而这一利润空间可让渡的部分将刺激上游的原料供应商，激发他们对浆源市场交易的兴奋度。 当然，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管得已经太多而不是太少，如果规定最低出厂价和最低零售价的话，那就是政府过多地插手市场。笔者认为，在自由市场已经因为最高限价和原料紧缺而失衡的情况下，解决血液制品短缺的问题应该通过必要的行政干预，从制度上给予保障。 要想使血液制品充分地供应市场，不可能奢望生产厂家零利润甚至负利润地向社会供应。在西方国家，药厂属于特殊企业，各国政府会在特定情况下对紧缺药品定价进行强有力的干预。 　　我们当前急需的就是这种管理机制，依靠经济杠杆这一“看得见的手”给血液制品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我们不能排除某些唯利是图的厂商囤积居奇，但市场缺货、断货却是我们应该看到的，虽然国家发改委已经小幅上调了一些产品的最高零售价，但收效甚微。 此外，血液制品由于其特殊性，是应该在监管上更严格一些，但在加强监管和提高标准的同时，国家也应该加强扶持。如果说共享血浆组分的安全性有待验证，那么对市场紧缺的血液制品进行最低价保护和制定稳定浆源的政策这两件事，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自由市场已经因为最高限价和原料紧缺而失衡的情况下，解决血液制品短缺的问题应该通过必要的行政干预，从制度上给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