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药行业第一个合资项目，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曾经是行业的一个标杆：第一个引入密闭输液概念，建成国内第一家符合GMP标准的工厂，在中国企业普遍不知道什么是资产负债的时候，第一个引入计算机控制的会计系统，第一个引入安瓿小针剂型……将近30年过去了，中国的市场环境、医药行业的管理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医药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而在大输液子行业里，一批国有、民营、合资企业也是突飞猛进：百特来势汹汹，四川科伦、北京双鹤纷纷跑马圈地，中国大冢制药的近况如何，更值得我们关注

　　作为中国制药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从酝酿那天起就倾注了老一辈医药人太多的心血，也寄托了老一辈医药人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发展中国医药事业的希望。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冢的诞生，吸引了行业广泛的关注。近30年过去了，我们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每天被海量的各种有用没用的信息淹没，这种关注也逐渐淡化。但是，不管世界怎么变化，只要一提到医药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大冢的名字。

　　但是，动用最为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能够找到关于中国大冢的报道始终寥寥无几，只是在说到中国医药行业的改革开放时提到。这家在医药行业相当具有知名度的企业，并没有相应的媒体曝光率。记者多方联系才得以采访到中国大冢总经理高海春，并来到位于天津西青的工厂参观。整个采访过程给记者的印象是：中国大冢是一个十分安静平和的企业，作为总经理的高海春始终十分低调，生产现场、办公现场人不多，大家都安静地各做各的事情，采访中间看高海春与部下偶尔的交流也显得十分的随意。总之，并没有想象中外企那种节奏紧张、等级严格的氛围。相反，倒是有一种大家庭的平和感觉。在这种安静平和中，记者感到中国大冢多年来一直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默默地做自己的事。

　　“第一做”不求“做第一”

　　中国大冢年产量只有1亿瓶大输液，占全国70多亿瓶的总量只有不到2%的份额，和整个行业相比，中国大冢的发展速度显得有些迟缓。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还普遍使用以玻璃瓶为主的开放式输液方式的时候，国际上已经发展起塑瓶、软袋等包装新技术。1984年，中国大冢建成投产，首次将PP塑瓶输液引入中国，生产出我国第一批塑瓶输液；2000年，引进聚丙烯共挤膜软袋输液，实现制袋、罐装一体化全密闭生产；2004年，在国内首家引入塑料安瓿包装小针，大大减少玻璃瓶包装小针在使用中的安全隐患；21世纪初，在国内首次引入外包装上双色印刷技术，后又引进套色印刷技术，增加产品在临床使用中的识别性，减少给药差错。可以说，从合资建厂那一天起，中国大冢一直引领着我国输液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安全输液的历史。

　　近几年来，中国大冢的产品一直供不应求。据高海春介绍，目前，中国大冢年产量只有1亿瓶大输液，占全国70多亿瓶的总量只有不到2%的份额，和整个行业相比，中国大冢的发展速度显得有些迟缓。虽然输液产品特别是基础性输液属于高投入、低利润、高风险，受几次降价影响，再加上为了争夺市场进行价格战，一瓶大输液价格卖不过一瓶矿泉水，企业仅有微利甚至无利，但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占据竞争优势，实现规模效益，这几年大输液企业都拼命跑马圈地，在各地或兼并、或投资建新厂，产能翻番地往上涨。多年来，中国大冢的产能规模也有一定的增长。今年初，公司输液二期工程也竣工投产，但相对同行的高速扩张，中国大冢似乎裹足不前。对此，高海春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技术上引领行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价值，也是老一辈医药人的愿望。中国大冢对自己的定位是：要第一做，但我们并不争做第一。”高海春解释说，与口服制剂不同，大输液产品前期的投入很大，运行费用高，但后期产出的利润很薄。同时，输液市场的前景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包括降价的政策风险，原材料、能源涨价，人工成本不断提高。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下，如果大规模投入，风险太大。

　　中国大冢的慢速增长或许与其产品走的一直是高端路线有关，追求的是质的保障而不是量的增长。同样的规格品种，中国大冢的产品价格比市场同类产品要贵得多，而且一直供不应求，这保证了中国大冢能够有不错的利润回报。从销售曲线上看，除了1996年由于把上海市场让给广东大冢而出现一个低谷外，中国大冢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目前其产品覆盖全国21个省市的1000多家医院。高海春表示，公司的优势在于高标准的产品和高水平的售后服务，保证从工厂生产一直到患者最终使用，产品都是优质的。

　　学术先导

　　有了先进的产品远远不够，理念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大冢不断派出医药代表，深入医院病房，向医护人员讲解开放式输液产品使用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微粒对人体的危害。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冢在率先引进PP塑料瓶输液后，提出了安全输液的概念。有了先进的产品远远不够，理念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大冢不断派出医药代表，深入医院病房，向医护人员讲解开放式输液产品使用的不安全因素以及微粒对人体的危害。这些药学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是中国第一代医药代表，他们用学术的方法使密闭式输液方式在我国全面普及。

　　输液属于高风险治疗手段，这种高风险不光来自产品本身，还来自临床使用的各个环节。除了在产品标准控制指标上远远高于各国药典，中国大冢还不断引进先进的输液包装技术，推进输液产品生产技术的革新。高海春介绍说，中国大冢还将大量的精力用于促进临床安全、合理使用输液，把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理念，通过学术会议、研讨、著书、参观、学习以及医药代表的临床推广等途径，与同行业共享，推动临床液体治疗方面的革新与发展。这些年来，中国大冢组织、参与、支持编撰了《注射剂的临床安全与合理应用》、《临床输液手册》、《临床液体治疗》等专业著作；资助进行中西药注射剂的临床配伍研究，使临床配伍由过去的160多种增加到现在的400种；帮助医院建立电子处方审查系统，如果医生处方中出现输液的配伍禁忌、用量不合理、重复用药等问题，该系统会自动提示。此外，中国大冢还长期支持医院开展输液安全、合理用药方面的研究，比如PH值对输液安全的影响、输液在不同医院内部流程中使用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等。这些研究不光有利于大冢产品在临床上的安全使用，对全面推动临床安全输液也作出了贡献。

　　用人之长容人之短

　　高海春调整用人思路，让在日本当过工厂厂长的日方人员去管理工厂；聘请在欧洲公司工作过的人来担当市场营销负责人；聘请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人来专门抓品牌和标准；政府事务则委任给中国人。

　　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大冢的很多员工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很多年。那天，记者去中国大冢采访，路上与来火车站接记者的司机闲聊，得知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差不多二十多年。他还回忆说：“当初来大冢是辞职下海，冒了风险呢。”采访中又得知，总经理高海春1984年大学毕业就来到大冢，那一年正好中国大冢建成投产。高海春说，公司的高管几乎都在公司服务了十年、二十年。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记者觉得在中国大冢有一种家的氛围。

　　谈到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高海春说，中国大冢有自己的理念。他认为人的能力有差别，但差别不会太大，关键在于环境。要用人之长容人之短，总经理的职责是创造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发挥长处。在中国大冢的理念中，倡导以信赖为准则，以人和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外部要让客户信赖公司的产品；在内部倡导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团结协作。而只有新理念、新思路、新做法才能求发展。最不能容忍的是拉帮结派，谋求小团体的利益。

　　高海春的用人策略可以说结合了全球几大经济体的成功特质。日本的竞争优势在于低成本高品质，日本人的强项在于现场管理；欧洲的竞争优势在于市场营销，欧洲人有很好的营销理念和思路；美国的强项在于做品牌和做标准，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品牌中美国公司占了六七个；在本地运作，医药又是一个受政策影响很大的行业，政府事务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结合这些规律，高海春调整用人思路，不再让日本人来管理营销，而让在日本当过工厂厂长的日方人员去做管理工厂的质量和成本的副总；聘请了在欧洲公司工作过的人来担当市场营销负责人，希望能带来欧洲企业的营销理念和模式；聘请了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人来专门抓品牌和标准；政府事务工作当然就委任中国人了。

　　高海春表示，中国大冢虽然是中日合资公司，但双方股东都很开明，对管理层非常信任，不强求一定要按照中国医药集团或者日本大冢的模式来管理企业，“日本的模式照搬到中国来也会水土不服的。”中国大冢走的是按照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发展模式。

　　30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和当初不可同日而语，高海春说，中国大冢的价值观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要引领和促进输液行业的发展。在中日双方共同经营中国大冢20多年后，2009年10月13日，合作双方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明确了中国大冢未来发展规划及相关事项。据了解，中国大冢的发展规划将并入中国医药集团的整体发展计划，将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促进销售一体化。中方将为中国大冢争取更多政策和支持，日方将不断向中国大冢输入新产品和技术。

　　相对同行的高速扩张，中国大冢似乎裹足不前。对此，高海春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技术上引领行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价值，也是老一辈医药人的愿望。中国大冢对自己的定位是：要第一做，但我们并不争做第一。”

　　合资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最直接的是带来了好的产品、好的技术、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模式。

　　链接

　　首食“螃蟹”者

　　驻京记者 李瑶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医药行业在国际合作方面是走在比较前面的行业，特别是生产型企业开放得比较早。改革初期，前后成立了5家合资制药企业：中日合资的天津中国大冢、中美合资的上海施贵宝、中瑞合资的无锡华瑞、中比合资的西安杨森及华纳（苏州胶囊）。这5家医药行业的合资试点企业可谓是首食“螃蟹”者。作为这第一批企业中的第一个，中国大冢的建成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当年做合资所碰到的困难在今天看来是不容易理解的。”当时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外事局负责国际技术交流工作的唐韵琪回忆起往事有很多感慨。

　　什么都是第一次！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活动所必需的法律尚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在碰到没有法律依据可循的时候就只能把问题上交中央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和解决。

　　据唐韵琪回忆，在与日方开始接触、有合资建厂想法的时候，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尚未颁布，无法可依。尽管有法律专家、经济专家，但一般都缺乏国际交流合作的实际操作经验。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初期与日本接触承担的压力更是特别大。

　　幸运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1979年7月颁布了，法律明文允许：“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

　　中日间的合作经过了多轮谈判磋商，1980年2月，国家医药管理局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提出合资计划。同年，正式签约，拉开了合资的序幕。第二年，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时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外事办公室主任的林栋兼任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这种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企业经营者的存在，如今看来很奇怪，也难于理解，但它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特殊产物。 （来源：医药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