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制药公司依靠立普妥、Avastin等“重磅炸弹”药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药物在临床上应用广泛，给制药公司带来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销售收入。

　　然而星转斗移，制药行业前景看好的“重磅炸弹”药物正在减少。一些制药公司逐渐意识到，针对小规模患者群的某些药物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经过基因测试的患者对这类药物作出最大的应答。

　　为节省几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有医疗机构作出承诺，不将药物处方给那些基因测试结果显示不会对这些药物作出应答的病人，此举将促使制药行业加快向个性化治疗药物开发的调整。

　　诊断测试与同步开发　　

　　对药品福利管理机构而言，个性化治疗药物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大多数制药公司刚刚开始在这一领域里进行探索也是不争的事实。

　　更多地利用基因测试这种手段使得医生可为病人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也减少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猜疑。

　　包括基因泰克（后被罗氏收购）和安进等，已开始在研发过程中，更早地将诊断测试手段与新药进行同步开发，而不管这种工作是在公司内部独立开展还是与外部合作伙伴联手。

　　这种搭配性诊断产品根据基因信息，识别出那些不可能对某些治疗药物产生应答的病人。迄今为止，美国FDA已在各类药物的现有产品标签上确认了32种不同的基因生物标记物。

　　安进与荷兰诊断测试产品生产商Qiagen 公司合作，为其用于结肠直肠癌治疗的药物Vectibix开发了搭配性诊断产品。FDA批准Vectibix三线治疗转移性或晚期结肠直肠癌。与Avastin等获批作为一线治疗的药物相比，将Vectibix仅仅用于晚期结肠直肠癌的治疗给安进带来的是一个更小的市场机会。

　　Qiagen公司首席执行官Peer Schatz表示，已有证据显示，在基因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搭配性诊断产品将一部分病人排除在外，可改进新药的临床试验数据，更好地获得FDA的批准用于目标患者群的治疗。Schatz认为，通过生物标记物，进一步丰富临床试验数据将成为一个标准的工作程序，这一程序将使新药上市进程加快，甚至可能会使某些药物获得FDA批准进入一线治疗药物行列，从而扩大市场规模，与市场上现有的一线药物（如Avastin）直接展开竞争。

　　从失败中挖掘有用的数据　　

　　2月25日，于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FDA局长Margaret Hamburg表示，依据生物标记物（如显示结肠直肠癌肿瘤某些变异的K-RAS）开发诊断测试产品将使药厂从失败的临床试验中挖掘出有用的数据，从而重新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请，将新药另行开发用以治疗小部分患者群，将失败转化为未来的成功。

　　当Vectibix最初于2006年获批用来治疗普通的结肠直肠癌患者群时，并没有对K-RAS生物标记物存在变异的患者作出选择。此时，Vectibix用于结肠直肠癌早期治疗的临床试验已在进行之中，而安进从针对该药用于晚期治疗的临床前研究中获得的线索是，K-RAS基因产生变异的肿瘤不会对Vectibix作出反应。为此，安进更改了针对Vectibix作为一线和二线治疗药物审评所进行的Ⅲ期临床试验，将这些基因变异病人排除在外；这些研究数据可能也支持Vectibix更早地被用来治疗一小部分结肠直肠癌病人。大约60%的结肠直肠癌病人携带野生型（或正常形式的）K-RAS基因，这种基因显示会对Vectibix作出治疗反应。

　　作为三线治疗药物，2009年，Vectibix的全球销售总额达到2.33亿美元。今年，安进计划向FDA和EMEA提交将Vectibix用于一线治疗药物的审批申请。虽然安进预计扩大适应症范围将为Vectibix赢得更大的市场，但安进并没有推测Vectibix的销售额会提高多少,而这最终将取决于FDA审定的药品标签。

　　10~15年前，开发一个新药的平均成本在3~4亿美元之间。到了今天，这一成本已超过10亿美元。一旦失败，所有投入都将付诸东流。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根据病人的遗传感受性信息来开发新药，可使上述不等式重新回归正常，制药公司开发一个新分子化合物的成本将大大降低。自然，新药的市场规模就不一定会像以往那么大。

　　这种方式还可以令制药公司不必将大量的研发费用投入在那些获批几率较低的新药上，从而提高了制药公司在研发投入上的回报率，这也有利于健康维护组织（HMOs）和其它保险公司，它们通常对高成本的治疗药物敬而远之。Medco Health Solutions公司的数据表明，个性化治疗药物可降低病人的总体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也将减少医疗费用开支，因为再也不会存在将处方开给那些对不适用的药物产生不良反应的病人。

　　就乳腺癌治疗药物赫赛汀（Herceptin）而言，基因泰克从早期的市场调研中得知，该药的市场局限于那些HER-2变异的女性，这些女性占乳腺癌病人的20~25%。1998年，赫赛汀获批用于治疗患转移性（或最晚期阶段）乳腺癌、HER-2呈阳性的病人。2006年底，该药获批用于辅助（或早期诊断阶段）治疗的癌症病人。 

　　寻找生物标记物　　

　　即使赫赛汀用于早期阶段的治疗是在2006年的晚些时候获FDA批准的，但在这一年，赫赛汀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额仍然猛增了65%以上，达到12.3亿美元。

　　基因泰克发言人表示，赫赛汀用于早期诊断阶段的治疗是建立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2005年年会上公布的临床试验数据的基础上，这些数据为FDA的后续批准提供了依据。

　　虽然一些制药公司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重磅炸弹”药物，但同时也调整策略，确保某些新开发的药物至少能够赢得较小的市场。比如，辉瑞正在对其新的抗肾癌药物Sutent开展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但是它已邀请一家针对癌症开发临床实验室服务的公司Genomic Health将肾癌病人进行分类，以识别出那些确实会对Sutent有治疗反应的小部分患者群。

　　Genomic Health公司表示，如果辉瑞开发成功，Sutent可被广泛应用于对所有患早期肾癌的病人的治疗或者具有很大的治疗效果，那么对于那些经过手术以后切除了原始肿瘤的所有肾癌病人来说，Sutent自然可作为一种预防性治疗措施。

　　但如果试验结果不是这样，就会将该药应用于范围更狭窄的患者群上，辉瑞也不会浪费时间。

　　总之，制药行业开始认识到，有时候，一些药物只对小部分病人具有治疗作用，它们需要与搭配性诊断产品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

　　基因泰克发言人表示，公司一直在寻找生物标记物，以帮助识别出那些适用于公司在研新药的病人，并且让生物标记物成为其所有研发产品的一部分。安进也在大肆宣扬它的“广泛性生物标记物计划”，并视作开发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百时美施贵宝表示，它将致力于生物标记物的研究，但没有说明这些研究能否成为其药物开发计划的一部分。

　　至于FDA，局长Hamburg在2月25日说，她对药物开发商在更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上投入巨资表示理解，“药厂需要从FDA得到明确的指导方针，以表明我们对此所抱的期望和审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