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国资背景帮助上述三家企业实施并购过程中,拥有同种话语权、遭遇更少阻力;而雄厚的实力,更是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拥有吸引力。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分销层次的减少能否把虚高的药价真正降下来？在上周召开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二届健康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教授顾昕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湖南长沙市湘雅第二附属医院,将出厂价15.5元的芦笋片卖到了213元。实际上,位于四川的制药厂没有赚到钱,而湖南当地批发商对外批发的价格仅有30元,也非暴利。

　　但到了医院环节,进货价格竟然达到了185元。由于该药没有参加集中招标,因此,该药在湖南以指导价的形式销售,为136元。而在全国各地,芦笋片的招标价格为:广东江门190元,山东济南115元,黑龙江160元,河南133元。

　　从批发到政府招标,实际成为加价幅度最大环节。这最高600%的加价幅度,是如何产生的呢？顾昕觉得需要考究的是招标价制定者,那些来自各大医院的专家们,由于这些专家是高价药品销售的获益者,因此,他们很难在药品招标价格的制定上,倾向于低价。

　　以“卖药为生”的医院,也会首选贵药,10元加价15%和100元加价15%,医院天然会选择后者。

　　不论药品分销层次如何变化,从30元批发价到医院185元的进货价之间,药品在进入医院的“最后一公里”成了加价最多的环节,而医院再在185元的基础上,加价15%销售,形成了213元的最终零售价。

　　差价的构成,顾昕表示,按照惯例,50%用以打点医生或医院,40%为各级医药代表吃下,10%则是各种开票成本。对于医院来说,仅15%的医药加成是不够各大医院维持运营成本的。

　　而医院对高价药的选择,产生了逆向淘汰,即让制药企业在招标时,不断把药价抬高,只有价格高了,才有医院愿意“代为销售”。低价药不能中标的情况,导致很多药企变换剂型,改头换面来年再以高价参与竞标（更多新闻来源Ｅ路有你）。这种改换剂型、名称的局面,前些年也直接导致了国内药品注册的混乱。

　　顾昕认为,药品价格虚高的成因并不是制药和分销两个环节能够解决的。国内药品招标制度,各大制药企业针对医院医生高额营销成本,以及医院卖高价药的冲动,才是导致药品价格虚高的最根本原因。

　　而制药和分销环节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只会让药企公关手段升级,从公关医生到公关医院;从简单的回扣升级为赞助出国考察、赞助国内学术会议、赞助科室科研经费等。

　　一位国有制药企业的销售总监就表示,事实上,跨国公司已经将营销公关活动升级为后者,而国内制药企业的公关手段还停留在比较简单的阶段。

　　至于药价虚高的症结所在,顾昕认为,在于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管制,“所有民营医院的价格都比公立医院低,这就是很好的佐证。”

　　而向寡头集中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分销商议价能力的提高,会不会抬高药品价格？对此,分销商觉得不会,药品销售层次从原来的四五层变为现在的一两层,环节在压缩,成本在降低。但药品生产商却不这么认为,一位国有制药企业的销售总监就表示,价格上涨是一定的,不过,“利润最厚的环节始终是医院销售环节,生产和分销,实际原先的利润都很薄”。【作者：赵奕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