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多维度衡量，在中国的百年商业史、30年改革史上，冯根生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物。他的故事像《大宅门》或《大染坊》般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

　　1950年的胡庆余堂

　　他是“红顶大商人”胡雪岩的最后一位传人，药号学徒制的最后亲历者。他也是中国改革史上绝无仅有的“幸存者”：中国国企在位时间最长的一把手，以75岁的高龄依然掌控两家国有企业集团，是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的硕果仅存者。

　　14岁踏进胡庆余堂当学徒，38年里把郊区的一家小作坊做到中国最大的中药集团企业之一。到2009年，他在这家药号干满了整整一个甲子还多一年。

　　就像一帖配方不变的中药，咕嘟咕嘟地在炉火上煎了61个年头。

　　当年眉目俊秀、身材颀长的小学徒已是7旬老者，透着保养得当的润泽，却难掩岁月沧桑。61年的职业生涯，38年的掌柜经历，让他骄傲，又有些酸楚，还有一些不平。

　　“红顶大商人”胡雪岩于冯根生而言，不只是一个历史标签，也不仅仅是一笔精神遗产。晚清政商不分的胡雪岩，是中国百年社会的某种现实的隐喻。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冯根生本人也成为受累于国有资本“政”“商”不分、产权不明的一个历史样本。

　　相比被风雨吹打走的那些曾经辉煌的国有明星企业家们，他是幸运的、“长寿的”，但也令人为之惋惜。

　　“我想做的事，我都做了。该建的，我都建了；该培养的，我也培养好了。”百年身后，他觉得自己也有脸面去见他的老店东、那位史上最著名的大商人——胡雪岩了。

　　学徒满师时的冯根生

　　长命的“出头鸟 ”

　　2005年，冯根生在西湖畔牵头举办“中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再聚首的活动。

　　当年的20位明星企业家如今只聚拢了10位，其余的，死的死，病的病，抓的抓，逃的逃，再或是下落不明。到会的10人中，只有冯根生和青岛双星集团董事长汪海的身份还是企业家。

　　“我不承认我自己是棵常青树，我就是个国企幸存者。”75岁的冯根生依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有怨气的，还是抱怨，心中不满的，还是要说出来。“青年的时候，脾气还要冲。”

　　性格决定命运。这种不甘任人摆布、不甘碌碌无为的冲头脾性，使得冯根生在旧体制变革中成为一只“出头鸟”：80年代中期带头实行干部聘任制、全员合同制，1992年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换机制，随后“儿子”吞并“老子”，兼并面临破产的胡庆余堂，90年代末率先进行职工持股……“每一次改革，我都冲在前头，每一次我是那只出头鸟。”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各级政府部门针对国有企业厂长的考试日见其多。被名目繁多的考试弄得不胜其烦的冯根生公开宣布——从今往后，一律不参加此类考试。“罢考事件”经地方报纸报道后，立刻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震荡。一些地方开始给国有企业厂长们“松绑”。

　　因为没有平时殷勤“烧香”，某主管部门领导公开给予冷面孔，表示对中药二厂的改革“不支持，不表态，不参与”，后来，该部门主办的行业报公开讥讽中药二厂的改革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市委的扩大会议上，冯根生公然把状告到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历德馨那里——“看我不顺眼，可以把我撤掉，但是，这是影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之后，出了改革史上一幕特殊的情景——该局被撤消，只留下一个行政性公司来负责行业内单位的水电煤统筹和报表统计。

　　小鞋子扔过来一双又一双。“想整我的人太多了。改革就得冒风险，动不动就触动了上头什么人的权力。他觉得你是冒犯了他的尊严，就用各种办法来打击报复你。有时，我也奇怪自己是怎么就一直没有被撤职查办呢？”

　　立地窗外，多云的天边显露出一些暮色。该是鸟归巢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最容易被人打冷枪。”他凝神望着窗外，有些恍惚，沉浸好一会儿，兀然转头正告记者：“一旦你决定飞了，就不能停下来了，就要一鼓作气地飞。这个时候停下来，就一定死了。”“飞要有个条件，保护好心脏，我没有私心，无私才能无畏，所以我的心脏一直没人打着过。”

　　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他的确是个性张扬的人，很豪放。但为人处事其实很有分寸，和政府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和鲁冠球很像。”在浙江企业界，冯根生常常和民营企业家鲁冠球被并称为“常青树”，是资格最老的知名企业家。

　　然而，人再强，也强不过体制。按国有企业人事制度的规定，60岁是个槛，任凭你再能干、企业做得再大、效益再好，一到这个年纪就得退下来。75岁的冯根生凭什么还能牢牢坐着青春宝集团一把手的位子呢？

　　一熟知当年内幕的人士向记者透露，1992年青春宝选择和正大合资时，双方曾达成一个协定—— “第一把手冯根生可以干到他干不动、不想干为止。”此外，尽管母公司青春宝集团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全资企业，拥有母公司最优质核心的资产——保健品和片剂业务的正大青春宝却是合资企业，无须受国有人事制度的牵制。

　　“如果不是这个协定，冯根生本人功劳再大，资格再老，他与地方政府关系处理再好，地方政府再特事特办，他也不可能被允许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坐这么久。”他评论道：“从这个角度说，冯根生是个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当年的协定，为青春宝集团争取了之后长达26年的稳定领导班子和企业发展策略。

　　70年代中药二厂时代的冯根生

　　38年的“保姆”

　　产权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纠结在冯根生心头的痛。

　　“38年里，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全是国有资产，不是我个人的。”他自己发明一个词汇——“国有企业的保姆”，“我就是国有企业的一个保姆。等我退了，什么都带不走。”

　　2003年，杭州市政府曾同意出让剩余的20%国有股给现有经营管理团队。管理层当时与政府商定：在管理层完成预期经营业绩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分3年认购国有股份。2004、2005年的认购比例都是6%，2006年认购8%。这个方案已经市政府形成决议，而冯根生也轻松地从银行贷款2300万以用于支付首次认购资金。

　　不久，上头忽然单方面否决了原有决议。根据2005年4月两部委下发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像青春宝这样规模的企业只能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股权。这让冯根生心急如焚。“我们的贷款在天天产生利息！而管理层收购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搁浅，我们该怎么办？！”在媒体和各方人士的呼吁下，青春宝困局得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关注，然而，他书面表态：一切，应该按既定政策办。

　　敏感的人们觉察到，风向在2004年已悄悄发生变化了。这一年，国资委成立，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学者开始向TCL、海尔“开炮”，指责管理层通过国有资产贱卖的方式转成私人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方案被紧急叫停了。

　　吴晓波用“很可惜”3字评价青春宝产权改革的受挫。“这当然会影响青春宝近几年的发展。毕竟，（企业家）发展冲动和策略就不一样了。按理，中药行业是一个国有资本该退出的行业。”

　　置身于民营资本大海之中，要让一个倔老头平息心中的郁结似乎更加不易。那些老朋友们已逐渐得到安顿，如早年委托青春宝生产“娃哈哈”的宗庆后已确定30%的股权，同为“常青树”的鲁冠球企业规模已赶超而去……跳槽出去的“小年轻”，搞民营企业、做房地产，现在身家都有5个亿10个亿，开着“大奔”来看老领导，“我说你们可不要来气我老头子。”

　　从2006年开始，每年春节，冯根生都要驾车去温州郊县的一个冷清山沟，见一个人——东方集团的前董事长滕增寿。

　　在民营经济兴盛的温州，滕增寿几乎是个传奇。1984年，滕增寿出马挽救处于倒闭边缘的国营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当年扭亏为盈，之后又相继兼并了其他8家亏损国有企业，都是兼并当年扭亏，之后年年兴旺。15年间，他所组建的东方集团资产、产值以年均68%的增幅高速发展。滕增寿也成为得到中央高层领导频频接见的明星企业家。

　　辛劳也风光的15年后，这位“国企能人”一样为国有企业产权改制所苦。年满60的滕增寿从董事长位子上退下来，领着1200元的退休工资，从此避居苍山，终日养花、看书。

　　“饭桌上，他一直沉默。后来，我就举杯祝他健康长寿，我说：你在位时我不来看你，只是心里挂念，时常想着，你退了，我是一定要来看你的。因为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一直在抽烟的滕增寿终于开口了，总结了3条 ：一、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二、愧对自己的手下，没有给他们带来“富音”；三、以前走错了。

　　“你仔细想想他说的这3句话。”感同身受的冯根生感慨不已，有对世态炎凉的愤慨，有对企业经营决策的无奈，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那也会是他的终局。他兀自总结：“当国企老总的，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纠结的，依然纠结，年岁已经不饶人。他觉得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人总是要老的。我自己开过一个玩笑——就是61年前进口了一台机器设备，现在也该全部报废了。”

　　2008年，冯根生辞去正大青春宝总裁一职，保留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辛苦了这么多年，我也该过一点夕阳红的日子。”真闲得下来或是甘心闲下来么？他摆摆手，“这些暂时不考虑。”

　　人物周刊：滕增寿说自己以前走错了，你觉得自己走错了没有？

　　冯根生：我是完全可以去搞民营企业的，靠自己的经验、拼搏精神完全可以。青春宝每年交给杭州3个亿的税，国家没投入一分钱。马克思说，有投入才有产出，我可以自豪地说，国家在38年没有投入一分钱，但是资产全是国有。我现在无怨无悔，一个人总得有自己的一点追求，我把中药事业搞大了。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过上夕阳红的生活。

　　有人问我心态平不平？我说平的，总要有人去当国有企业老总，既然国有企业存在着，就要有人去当国有企业老总。

　　人物周刊：到你离开的时候，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冯根生：当你走了以后，这个企业会不会还这么好？我不想看到等我离开了，企业就走下坡路。这个企业是我一手带大的，最热爱这个企业的人是我，尽管这个企业不是我个人的，是国家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现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冯根生：现在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不能比。国有企业下面要更大地发展也难，方方面面都要受到管制，你要投资都要上头批，等批下来，时机也早就过了。民营企业发展为什么快？因为亏盈都是老板自己的。国有企业老总是有退路的，干个三五年把企业弄大了或是搞垮了，他还可以去当官。民营企业是没有退路的。

　　现在，民营企业也碰到困难了，但是等过了这一关，他们又会快速发展。市场问题、资金问题，国有（企业）也会碰到了。我当了38年国有企业的老总，对这个是太了解了。

　　人物周刊：除了至今还没解决的产权问题，你个人还有什么愿望？

　　冯根生： 我现在要求让我这个“保姆”休息一下，我已经别无所求了。钱？钱对一个75岁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儿子都四五十岁了，他们日子过得还好，我二儿子是民营企业老板，也不需要我留钱给他们。我孙子都27岁了，在国外念书，也不需要我去管。我也不想当官，我不适合当官，讲话太随便。

　　人家都说我是常青树，为什么其他人不是？我也不是生长在特殊的环境，你看到的是常青树，你不知道我每天晚上起来浇水、护理它，才能常青啊。

　　人物周刊：你会怎么总结自己这一生？

　　冯根生：总结到现在，我对中药事业的追求，我已经到达我想象的地步了。该建的，我建好了，该创造的，我创造好了，该培养的，我都培养好了。现在该让我休息的时候，我再没其他要求，就是过点夕阳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