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威蒂计划拯救这家陷入麻烦的制药商：把这个庞然大物转变成协同工作的创业型生物技术集合体。

“这个行业正面临巨大压力，任何人都无法置身度外。” 在GSK工作了25年之久，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威蒂看起来仍有点像门外汉。

对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GSK）来讲，过去的一年是悲惨的一年。公司股价一直表现欠佳，自2005年底以来下跌20%，销售额几乎停滞不前，所有关于该公司的新闻都是令人沮丧的法律和公关方面的难题。

设立生物技术部门

文迪雅事件令GSK的前途更显暗淡：2010年2月，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指控GSK隐瞒文迪雅引发心脏问题的研究数据；7个月以后，美国监管部门严格限制对文迪雅的使用，欧洲则将文迪雅完全赶出市场；10月，GSK支付7.5亿美元以了结生产污染性药物的指控；11月，FDA拒绝批准其用于预防前列腺癌的一只药物；GSK哮喘畅销药Advair将面临仿制产品的冲击；而GSK实验室已很久没有产出重磅炸弹级新药了。

“这个行业正面临巨大压力，任何人都无法置身度外。”威蒂用低沉的英国男中音口气说。现年46岁的威蒂是制药业新一代CEO，2008年他开始执掌GSK，在这之前，他先后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就任过各种营销职位。对制药行业，他直言不讳地给出了这种诊断：大药厂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过于自满，面对新形势，它们反应迟钝。

威蒂的解决办法是重点关注消费者，以及被制药业长期忽视的一些疾病，与此同时，从头开始重建研发线。他放弃实施超级并购，将公司的资源转向新兴市场。同时转向疫苗和消费者产品这些稳定的市场。今天，在GSK年440亿美元的销售额中，只有23%来自于西方市场，比2007年的40%大幅下降。新兴市场目前占据公司24%的份额，这一比例正以18%的速度增长。

威蒂希望新举措能令业绩保持稳定，直至他对产品研发线实施的改革努力取得成效。公司的整体业绩取决于突破性产品。不过，无论他怎样精心布局，都躲不开制药业的基本特性：只有GSK的实验室不断产出新药，大幅增长的局面才会出现。

威蒂放弃了对模仿性新药的研发——停止对抑郁症、焦虑症、疼痛及其它成熟治疗领域的新药开发，并设立了40个具有生物技术公司风格那样的部门，这些部门重点关注高风险的科研工作。GSK的研发项目从干细胞到面向罕见的免疫性疾病的基因治疗药物，再到被称为实验胚胎学的新兴领域，包罗万象。

除了开发吸入式哮喘治疗药物Advair每日使用一次的后续药物以外，目前GSK18只处于后期试验阶段的新药都是全新化合物。其中Benlysta将是50年来第一只面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药。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虽然该药疗效有限，但由于这一治疗领域缺乏竞争，该药有望实现5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GSK将从中获取一半的利润。

新兴市场的降价策略

一向谨慎的威蒂不会对公司具体产品的销售作出预测，但他表示，将文迪雅的滑坡和其它一次性事件排除在外，Benlysta为公司带来的潜在销售增长率是6%。

他承认，出产新药的压力确实很大，投资者经常问他：“安德鲁，你每年在研发项目上投入60亿美元的资金，它们是一个无底洞吗?”

不过，至少有一些人看好威蒂的做法。UBS公司一位分析师表示，今后3年里，GSK将在制药行业拥有最具前景的产品研发线，它对美国市场关注度略有下降、对新兴市场高度重视，这正是目前的大势所趋，因为GSK的增长动力大部分来自国外。预计今后5年，GSK的销售额将以7%的速度增长，其它制药公司的这一增长率在3%或4%左右。

在GSK工作了25年之久，但威蒂看起来仍有点像门外汉。他早年就读诺丁汉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威蒂说：“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远离GSK总部，我并没有身处公司的权力中心。这证明是一大优势，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做事方式。”2007年，他在为期2年角逐公司CEO职位的竞争中，战胜了2名内部候选人。

长期以来，制药公司一直迷恋于在西方市场上维持高昂的药品价格，它们不愿意在贫穷国家降低药价。2009年，威蒂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建立一个分层系统，在新兴市场上降低公司药品的价格，它们包括用来治疗哮喘、过敏、肝炎和细菌感染的药物。在最贫穷的非洲国家，GSK的价格不到西方市场的25%。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GSK的药价要高一些。公司还为那些一次性买不起一个月药物使用量的病人提供更小的包装。

由此，GSK在新兴市场上的销售呈爆炸式增长，新兴市场创造了成倍的业绩。

重振药品研发

重振药品研发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威蒂深知，这方面没有捷径可走。GSK的两家前身公司（史克必成和葛兰素威康）率先对基因猎获技术进行了投资，科学家们一度认为该项技术将很快产生大量新药。然而GSK的科学家们常常拒绝放弃他们宠爱的研究项目。公司内部通过大规模试验所开发出来的药物其成功率只是GSK从外部收购的药物的一半。GSK研发主管斯莱维表示，每一个人都热爱他们自己的项目，即使他们撞了南墙，也不肯放弃。科学家们往往抱着侥幸的心理，如果一只药物在前面的试验中疗效有限，他们还会将其推进到下一个研发阶段，而不是对所有研究数据进行审查，看看这个项目是否仍有开发意义。

斯莱维设立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内部审查委员会，对所有药物在大规模试验开始之前都认真加以审查。有好几只药物已被丢弃，其中包括一只糖尿病治疗药物，该药物虽显示出了不错的疗效，但与竞争对手的类似化合物相比，它并不具有明显优势。

威蒂采取的标志性动作是将早期研发部门分拆成40个生物技术研发类型的团队，每个团队由7～70名科学家组成。每个团队领导就像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首脑一样，得到一笔为期3年的经费。3年之后，GSK将评审这些结果，如果没有产出，将解散这些没有产出的团队。

这一新的体制容许研发人员自由地尝试新思想。GSK正在进行早期临床测试的一种药物，是从生物技术公司Anacor医药公司购买的许可，该药使用基于元素硼的新类型化合物。在另一起案例中，在GSK不具备内部专业知识之时，公司创建了生物技术公司坦佩罗药业公司，以推动治疗诸如多发性硬化症和银屑病等自体免疫疾病的科学。GSK提供启动资金并拥有控股权，而这家位于马塞诸塞州剑桥的新兴技术公司自主运行。坦佩罗药业公司距离为GSK提供技术的来自哈佛大学的科学创始人群体仅几英里之遥，相比位于费城或伦敦的办公室，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即便是GSK的交易，也远离传统的科学。一些交易甚至是矛盾的，例如GSK在2008年斥资7.2亿美元收购赛特里斯制药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红葡萄酒内含有的白黎芦醇的抗年龄相关疾病药物。此后辉瑞的竞争研究人员一直质疑，赛特里斯公司的新药是否通过其宣称的机制发生作用。在发现与癌症患者的肾损伤有联系之后，赛特里斯公司的一种药物测试不得不终止。赛特里斯公司的其它化合物仍然在测试中。威蒂表示他并不后悔。

文迪雅阴霾散去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对推倒重建研发机构将会带来大变化表示怀疑。困扰制药公司的核心问题不是官僚，生物技术公司在创新药物方面并不比大型制药公司占优。“除非一家公司能够开发出世界级的科学项目，否则这些推倒重建的研究机构将和生物技术公司有同样的失败记录。” 皮萨诺说。

但GSK有不二之选吗？用于稳定动脉斑块的Darapladib，是这些赌博式的制药公司这些日子必须注意的一个典型。与红斑狼疮治疗药物一样，这是GSK努力产出的第一批药物之一。为证实这种药物可以预防心脏病发作，GSK正在开展两项共有2.7万名患者参加的临床试验。

重塑公众对GSK的信任将是难中之难。文迪雅事件让威蒂的任期投下阴影。美国参议院的调查结果表明，GSK试图“竭力低估或错报文迪雅可能增加心血管风险的发现，并试图恐吓多位（担忧文迪雅风险）的独立医生。去年7月，FDA的审评结果认为，这项似乎旨在于免除这种药物责任的大型临床试验有严重缺陷，导致该监管机构做出严格限制文迪雅销售的决定。该公司坚决否认参议院得出的结论，但不得不拨付24亿美元用于文迪雅和其它药物的诉讼和解。此外，美国司法部和几个州正在调查文迪雅营销。

威蒂的名字并未出现在这份342页的参议院报告中，他坚持这家公司在有关文迪雅的沟通中是“透明的”。为期3年的争论反映了缺乏明确数据时药物风险评估方面的混乱本性，“这事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