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通过调控药价来解决百姓看病贵的问题的作用有限，因为医院收入与药品收入存在相互依存与转化的关系，高药价是“以药养医”的历史政策所带来的，仅仅降低药价将会导致医疗价格的提高。解决的根本，是要把医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通过建立风险分摊机制的整体解决方式来改变。 　　国家药品降价已经降了17次，降价空间达400多亿人民币，但是通过药品降价来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依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觉得作用可能还不明显。 　　第一，我觉得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首先是要考虑百姓反映“看病贵”的根源在于没有一个医疗风险的社会分摊机制。没有这样一个风险分担机制就不能通过全社会或者高收入人群来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群。现在全国将近60%的医疗费用是个人自己掏腰包的，没有医疗保险的这部分人他们的医疗费用都是非常硬碰硬地从自己兜里掏出来，没有任何人来提供帮助，在这种状况下当然感觉到医疗费用的负担非常沉重。如果用一种社会保障的机制来分担，实际上我们国家整个的医药费用或者卫生总费用中80%左右放到医疗上用于看病花掉的钱，在全世界并不算高的。中国的卫生总费用才占GDP的5.6%，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上个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要达到人人享有最低标准的卫生保健，要求国家支付的医疗卫生总费用达到GDP的5%。这里所讲的讲的国家支付是指全社会的支付，不单是指政府财政预算，而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管由谁来支付这些钱，都必须得组织占GDP5%这样水平的卫生费用来维持国民的健康水平。上个世纪末就要求达到5%，我们现在刚刚超过了5%，应该说整体水平并不是太高。比照其他国家来看，美国的医疗卫生总费用将近GDP15%，有时甚至超过了15%，美国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总费用就相当于我们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他国家的医疗卫生总费用有的占GDP8%、9%、10%左右，而中国刚刚达到5.6%，为什么全社会都一片声音说医药费高得不得了，连高收入人群也说贵？这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包括政府有关部门，感到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虽然卫生费用总量投入以世界水平衡量并不高，但是分摊到每个病人身上就贵的不得了，这种两难境地就在于疾病风险的社会分担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从大的方面来看，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降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第二，应当正确看待医院与药品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医院与药品企业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的关系，二者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医院和医药企业或者药品行业这两家实际上是一家，都是中国卫生事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药品收入占中国医院收入比例这么高有它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我国从建国以来就制定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医疗费是低于成本来收的，当前的情况就是医生看病本身的劳务是不值钱的。现在有一些大医院新的专家号费用比较高，但大多数医院都没有这样一个劳务上的费用，剩下的收入只能是检查费和药费。这导致了药品收入在医院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高，医院盈利结构的一半几乎都是依靠药品收入，这些年控制来控制去，大概大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46%以下就算好的了。现在药品降价打破了医院长期以来历史形成的架构或者平衡的机制，药价的调整必然关乎到医院整体的生存。为了让医院正常生存，药价降低则必然导致医院在检查费、诊察费等医疗费上的增加，这就像是一个跷跷板，这边低了，那边肯定得高。所以，现在的药品降价怎么个降法，要不要从药品降价这个地方作为切入点？现在需要考虑的既有总量的问题也有结构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语“不谋全局，不足以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我觉得国家的政策考虑得考虑全局，首先要从全局来看这件事，从长远来看这件事，然后从全局来作切入点，决定究竟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才合适。 　　具体来讲，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医药如何分的问题，而是医药如何合的问题。无论从临床药学发展的角度，从将来药品在临床上如何更好地跟医生结合的角度看，还是从药品发展的角度，从医和药之间历史上的依存关系的角度上，都有很多道理可以成立。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多是因为以医院为独立创收单位所带来的。如果要从医药合一的整体角度上进行调控的话，那么药品收入补给医院收入的比重，应当在国家政府的这个层面上来决定和实施，而不是靠分到每个医院甚至到每个班组，用奖金激励医生开药的方式来决定。周总理领导时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定下以药补医政策，就是药品生产也由卫生部门掌握着，医药是一家，以药的收入来适当填补医疗部门的政策性亏损。历史上这种政策将我们的国民卫生管了起来的，现在的发展是由那个基础打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很大，现在要改变它，应当怎么改变？都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情。 　　我总的观点就是要把医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要从全局来考虑医药系统的调控与监管，这不是降几次价就能解决的。如果降了价，对医院不足的部分也得补上，因为如果让医院采取措施去补，效果会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