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元教授的人生轨迹 　　“人生七十古来稀”，已逾古稀之年的人，定会在家里闲着，谁料打电话一联系，老人就要出差。我匆忙去拜访，见到了74岁高龄的金世元教授。 　　金世元教授没上过大学，学徒出身，但现任国家科委国家秘密技术中医中药审查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医中药学项目评议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评审专家、中国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主任委员、临床药物评价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药材系统高级职称评委、北京市卫生技术系列中医中药高级职称评委、北京卫生学校中药学科主任，主任中药师、北京中医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药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技术顾问，1957年就取得了中医师资格，可谓医药双馨、教研俱丰，人颂“国药泰斗”、“医药巨擘”、“药林圣手”、“能医擅药、桃李成林”等等。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与面前这位不平常的老人开始了交谈。 　　金世元先生1926年出生于北京东郊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私塾馆学习了四书五经，13岁托人介绍来到北京城学买卖，到崇文门外喜鹊胡同的复有药庄学徒。旧社会“靴、帽、茶、药”称为四大苦行，药行要求更严格，不仅有点文化，还要有继续学习药书、古书的能力。当时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各处上人(招聘)的时候，金老就在1940年2月来到复有药庄，经过掌柜的一番考核，同金老一同来的六人就都留下来了，但均不是正式学徒工，那时候称之为“住闲”。经过二三个月试用后，留下不惜力、聪明伶俐、肯学习的三人，其中就包括金老，其余三人由掌柜的再给找事做，找不到就由介绍人领回去了。当时金老从家里出来就有个志向，好好干，学一技之长，别让人家休回去，小小年纪有这个志向一是耳闻目睹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不容易，二是羡慕药行不同于一般的手艺，病人对医生寄托了很大希望，非常受尊敬，当时见到药店的售货员都尊称“老先生”，三是若被休回老家，会被街房邻居亲戚朋友看不起的。就这样少年金世元就在药铺里开始了真正的学徒生活。 　　每天早早起床，洗脸收拾自己，等“老先生”(师傅)起床后，把“老先生”的夜壶拿出去，打好洗脸水，一切侍候好了，把晚上睡觉的铺拆掉(因那时候无固定宿舍，住柜堂里，每天要搭铺拆铺。)再去下门，打扫卫生，然后才开始一天正式工作，晚上要搭铺打来洗脚水、拿进夜壶等等，侍候“老先生”睡后。到后边学习一小时后才能入睡，决不能和“老先生”一起睡。 　　金老刚开始在斗子上干活，实际上就是搞饮片炮制，包括拣、筛、簸、刷、炒、炙、煅等等。开始给师兄打下手，时间长了自己也试一试，但多数时候都是炒又炝又冒烟的炭药，干卖力气的活。底下火烤着，上边烟熏着，烟带炭沫，流的汗都是黑汤，当时没有煤火，还要劈柴禾，复有药庄是批发庄，炒的药材量大，当时也没有机器，那苦、累就可想而知了，要学点东西就更不容易了。掌柜的不传授，大部分靠师兄，更主要靠自己悟性偷学。少年金世元就在干中学，很快掌握了其中的要领，达到从旁边路过不用看就知道炒什么，药铲子一响就能听出对方会炒不会炒，炒的火候，辅料用量等等样样精通。第二年到丸药上干活，这个环节比较复杂，水丸、蜜丸、蜡丸、油膏、蜜膏等等。如蜜丸从炼蜜开始就有许多讲究，老蜜、中蜜、嫩蜜，不同的药材用蜜量不同等，渐渐金老成大徒弟了，开始上柜台卖药。那时不是每个学徒都能被提到前柜，快的也要三、四年时间，慢的五、六年，有的干脆就提不上来在后面干一辈子。 　　当时的药铺一般要等到街上没有人，夜里九、十点钟才上门，小徒弟白天在后面干活，晚上要到前柜认斗子，练包药，学怎么砸缸子，什么药重砸，什么药轻砸，学“老先生”怎么调剂。就拿最简单的包药来说吧，如十味药，要分别包，再包成一个大包，叫“一口印”，包药时无论药材多少，要一只手拿起药包再包上，可见每一道工序都是非常讲究的。 　　就在金老学徒不久，北京成立了历史上首次官办的中药讲习所。那时西药都是经过系统学习而来，只有中药全是学徒制，当时政府就让每个药铺至少派一人参加学习，一般都派掌柜的亲戚朋友等，因金老所在药庄掌柜的，亲戚朋友都不干药行，于是，就考察学徒中爱学习，聪明肯干的人参加这个中药讲习所，金老被选上了，但不能耽误白天的活，只能业余学习。当时讲习所设在天安门西侧的西朝房，每天下午5：00～9：00为学习时间，尽管白天干活特别累，但金老以顽强的毅力，每天从崇外喜鹊胡同连走带跑20里到讲习所听课，风雨无阻。坐不起车，也没自行车，白天干活晚了根本来不及吃饭，到伙房拿块干粮边走边吃，晚上回来还要复习功课。因“老先生”怕光、怕蚊子咬等，无法在寝室看书。勤奋好学的金老自己想办法，找食堂大师傅商量，拿掉封火后挡灶火　堂的那块砖借用那点光亮再看2小时书。两年天天如此。金老在那里系统学习了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任课老师都是京都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瞿文楼、杨叔澄等，由此砸下了牢固的中医药学根底。 　　由于学徒3年不挣钱(当时学徒只给点零花钱，仅够买双袜子)，三年逐渐能挣点，但也解决不了养家糊口的问题。金老就由复有药庄出号，到通县益元堂药店当伙计，负责饮片炮制、调剂工作。为了多挣点钱，金老又来到北京益成药行从事原料药材采购、批发工作。那时生活非常艰难，即使从事原料药材采购、批发也只是勉强糊口。金老跑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城，那时采购批发没有提成，都是固定工资。最小的伙计跑西城，另外的伙计跑东城和北城，大外柜工资最高跑南城(因同仁堂、鹤年堂等大药铺都在南城)。不能卖假药、采购绝不能中间吃好处，重在信用。 　　新中国成立后，金老以更充沛的精力，炽热的激情投身到中医药事业中去，更辛勤地耕耘于中医药科圃之中。 　　1957年，北京市挂牌中医很多，为了清理整顿中医队伍，提高医疗水平，举办了中医师资格考试。此次考试非同一般，合格者继续挂牌行医，不合格者立即摘掉行医牌照。当时参加考试人数之多、考题之难、考试之严格实属罕见，金老参加了这次不寻常的考试。当来到笔试地点，只见考场内外人山人海，(后来仅考取160人，其中还有几十名针灸人员，真正内科人员不足100人)，激烈的竞争摆在面前，金老胸有成竹地坐在考场。考题是8道，内容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温病条辨》、《医宗金鉴》等，这就要求每位考生必须熟悉每部经典著作，否则无法在2小时之内交上合格的答卷，笔试之后，还有临床考核，找三位病人，涉及妇科、内科、儿科，均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专家主考，还要写出病因、病机、症状，历法用药等，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由于金老的中医知识是受过名医指点、系统学习加之自己刻苦钻研而成，所以当发榜公布时，金老以非常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医师资格考试。但多年来金老服从党的需要、组织的安排没有弃药从医，而是经常在业余时间为患者义务诊治疾病。家住内蒙古赤峰市天义镇的郝凤兰，当时已瘫痪在床日久，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对生活已绝望到了极限，就在想与死神携手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金老高超的医术及精心治疗下，这位患者终于重新站立起来，并走上工作岗位。由于患者家境十分贫寒，金老又自己花钱给他买药带回去，买车票送他回家。 　　文革期间金老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被批斗，受了太多的委屈。他当时真是无论如何想不通，心里也极不平衡。有些人认为有如此痛苦遭遇可能金老不干了，可能会忍痛告别自己钟情的中医药事业。 　　但金老信奉：心底无私天地宽，纵然在这最困难的条件下，金老也始终坚持学习。他被派往山区接受“改造”，就上山向神秘的大自然学习，无论是门头沟的百花山、密云的雾灵山还是延庆的海头山，都留下金老辛勤的足迹。金老就这样利用一切条件学习，始终坚信自然科学是改变不了的，自己的研究成果祖国是需要的，人民是需要的。这些也是鼓舞金老在逆境中能够咬牙忍耐的最大精神力量。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金老又以满腔热情，竭尽全力继续不懈地向着中医药的高峰攀登。 　　此时，中医药学术造诣已很深的金老，博览了历代主要医药学文献，但他习古不泥古，不是自己的老知识都好，而是十分注意吸取现代科学知识，如《药用植物学》《中药制剂学》等。对直接关系人民用药安全有效的中药调剂工作不仅精通而且研究颇深，先后发表过《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中药调剂基本操作》、《中药处方常用名词解释》等专著和论文，有的著作已再版多次。他将自己多年临床应用慢性支气管炎的有效验方献给了北京卫生学校，促成研制开发成功“射麻口服液”，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均已投放市场，取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名贵中药材“鹿茸”的生长、采收、加工等全过程拍摄成系统录像片，作为声像教材，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录像片现已被许多中医药学院校采用。 　　金老对药材的真伪优劣有独到的鉴别技能，对此，他总是谦虚地说：“从小就干这行，是自然积累。”其实，这里倾注了金老毕生的心血和汗水。 　　早在解放前金老就从事过中药原料药材采购和批发，1956年又在市药材公司业务科主管经营和采购计划的拟定。 　　采购过程中，他总是深入到药材产地、深入到村镇，亲眼看见药材的生长发育采收等情况，因有很多村镇根本不通车，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只好背着干粮，夹着雨伞，奔波在药材产地之间，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 　　金老是国家三局二部组成的中药领导检查团特聘的药材鉴别专家，曾随团深入各大药材市场及药材产地进行具体实际检查。在药材产地，金老不辞辛苦，虚心向药农询问栽培技术等。在药材市场，金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以熟练的鉴别药材技能，当场纠正不少正销售的伪劣药材，他正确详细地阐明药材的来源、产地和性状特征，使得药商心悦诚服。金老说：“我对事不对人，绝不讲违心话”。并拿出一个小海马的标本让我看，这是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