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充满爱心的儿科医生，在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啼哭声中，她已经度过了２０多个年头，孩子对她的称呼也从妈妈变为了婆婆； 她还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走过被白血病病魔侵蚀的岁月，她的生命愈挫愈坚；她更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承接了多项广东省的科研课题并多次获奖。 　　【人物名片】 　　于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儿科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中华医学会广州市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妇幼保健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儿科肾脏病协会（ＩＰＮＡ）委员；广东省儿科肾脏病学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广东省《实用医学杂志》、《广东医学》编委。 　　１９９７年至今，于力先后承担广东省科委、广东省医学科技基金、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基金、广州医学院、广州市卫生局等１０余项重点课题。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进行的“小儿肾病综合征中细胞因子的作用及临床研究”中，她的研究成果获得２００１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以及２００２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她本人曾在１９９９年度被广州市卫生局记三等功奖励；２００１年度被授予广州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２００３年获第二届广东省巾帼科技创新带头人，被授予广东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２００６年３月获得“羊城十大杰出女性”称号。 　　【人物•印象】 　　“逮”住于力并不困难，不用外出开会的时候，她一定在病房或者门诊，不过要让她花一点时间来接受采访，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她每周二要在专家门诊呆上整整一天，这一天要看五六十个小病号，多的时候甚至有七八十人，忙得连抬头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按时下班和吃饭了；作为儿科主任，业务、医疗、管理、科研，一项也不能忽略；她还带了８个研究生，白天忙工作，晚上还要给学生修改论文、制订下一步的科研计划。 　　在广州工作的９年时间里，她申请了广东省大大小小十几项科研项目，并且多次获奖。熟悉她的一位同事这样说道：“如果一天有２５个小时，那么多出来的那１个小时也一定会被她用在工作上，有时候真的无法想象——一个曾经的白血病患者，怎么能有如此旺盛的精力？！” 　　在于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给了她如此巨大的动力？“我想是因为我喜欢儿科吧，这是我的特色，我舍不得丢掉这个专业。”——于力对记者说这句话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而非豪迈的口号。 　　其实，于力与其他医生并没有两样。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如果不是一口乡音未改的普通话，不了解她的人常常会因为她娇小的身材和说话时婉转的语气，误以为她是在南方雨水滋润下长大的小家碧玉。她会在办公桌上放一瓶玉兰油，空闲时抹一抹；偶尔有空，五音不全的她也会去唱Ｋ，唱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喜欢。而当她穿上白大褂走进病房的时候，从她身上透露出的是朴素和平实。她曾经自嘲地说：“在儿科，需要的就是爱心，时间长了，我都变得有点婆婆妈妈了。”当她患白血病住院的时候，她也曾经绝望和流泪，“当时，我真的以为我回不来了”。当她回到家里，丈夫的关爱永远是她最幸福的港湾，“在我病好以后，家务活都是他做的，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很感谢他”。 　　【人生画卷】 儿科的爱心天使 　　　　　　　　　　　　　　　　　　　　　　　　　 　　１９８３年，于力大学毕业后在河北当了一名儿科医生。儿科是一个永远没有安静的地方，家长急，小孩哭，但是作为医生，永远都要面带笑容。从参加工作到１９９６年赴广州工作，再到１９９７年被发现患有白血病，直至治愈后重新投入工作，于力已经记不清治愈了多少孩子，每一件事在她的眼里都很普通，她甚至无法说出从医这么多年来令她难忘的一件事，不过她的同事却向记者讲述了被于力“遗忘”的那些事情。 　　儿科曾经有一位名叫黄敏的白血病患儿，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经过３年多的治疗，她的病情得到了完全缓解，眼看着幸福即将重新降临，然而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２００５年也检查出患有白血病，阴云重新笼罩着这一家子。于力知道后，亲自带着小黄敏的父亲到血液科联系住院事宜，并安排护士长为他们提供了一处免费的住房，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于力还带领科室的同事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并买来了床单和蚊帐等生活用品。在小黄敏的父亲住院后，她还经常去血液科看望他，用自己战胜白血病病魔的经历来鼓励他振作精神，这令黄敏一家十分感动。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于力还曾经为家庭困难的患儿捐款；在天冷的时候，她总会把冷冰冰的仪器暖热之后再给孩子检查，这些细节看起来不足为奇，但是她的爱心却在这不经意间流露。 　　一般来说，儿科的肾病患者只收治１４岁以下的，年龄大的就应该转到肾内科，但是于力的病人却有１５～１６岁的，甚至还有１８岁的，这些都是她的老病号，他们不愿意转走。于力说，年轻的时候，曾经有小孩叫她妈妈，现在的称呼已经改成了婆婆。时光荏苒，岁月的流逝让于力感慨万千，年轻的时候，日子简单而快乐，而现在，用一个字形容，除了“忙”还是“忙”。 从中间力量到中坚力量 　　忙，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的。 　　１９９２年，于力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北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杨霁云教授。杨霁云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小儿肾脏病学专家，她曾经在亚洲小儿肾脏病学会担任理事。杨霁云教授的敬业和严谨给于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时，杨霁云教授白天出诊，晚上则逐字逐句地给学生修改论文、指导科研、制订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这让于力感触颇深（现在，作为硕士生导师的于力也和恩师一样，白天在医院忙碌，晚上则审阅学生的文章，常常工作到深夜）。 　　杨霁云教授完全按照博士的标准来要求于力，这对于力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时的她已经３４岁，有家有小孩，而她的课题——《地塞米松对系膜细胞产生细胞因子的影响》在当时又非常前沿，于力不得已把所有的寒暑假全部“贡献”给了实验室，以至于回家都成了一种“奢侈”。１９９５年，于力的毕业论文被第六届亚洲国际儿科肾脏病会议组委会选中，获其资助赴香港参会并发言。出席此次大会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作了多年的研究人员，只有两位学生，于力是其中之一。 　　１９９６年，硕士毕业的于力被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广一医院）“挖”到手，来到儿科。那时广一医院的儿科，要么是刚刚工作的年轻医生，要么就是即将退休的老医生，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于力的到来，成为当时儿科惟一的“中间力量”。 　　和于力一起来到广一医院的，是她从北医带来的价值十几万元的仪器和试剂。说起这些仪器和试剂，于力止不住有些兴奋。当时，北医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从国外带回了一些先进的仪器，而那些被淘汰的旧仪器，甚至一些用了一半的试剂都成为于力“觊觎”的对象。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几位相熟的老师“讨要”，没想到老师竟然同意了。兴奋的她从中“淘”了不少宝贝，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老式电泳仪。后来在收拾行装准备托运到广州的时候，于力惊喜地发现，这些一点点收集来的仪器和试剂竟然装了整整３大箱。 　　当时的广一医院儿科还没有实验室，于力四处打听，终于在一栋旧楼房里找到了一间空房，她把收集来的“瓶瓶罐罐”一一摆好，儿科实验室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虽然条件简陋，但是于力已经十分满足，因为她的课题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了。 　　１９９７年，于力的科研课题“小儿肾病综合征中细胞因子的作用及临床研究”获得广东省医学科技基金的支持，这是她硕士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继续。为了这项课题，身患白血病的于力甚至用生命作为筹码。而该课题所取得的成果，获得了２００１年度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和２００２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并在各级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３２篇，其中８篇在国际会议上宣读。　　 　　除了进行科研，于力还在广一医院儿科开展了多项新技术，例如进行难治性肾病和婴幼儿肾病肾穿刺活检，开展了急、慢性肾功能衰竭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疗法，并成功抢救了数十例小儿慢性肾功能衰竭并发肾小管酸中毒、尿毒症晚期患者，使广一医院在儿童肾脏病诊治方面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同时她还开展了３例“小儿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并获得成功。２００５年，广一医院的儿科病床使用率为１０８％，而５年前，这个数字仅为６９％。 　　“记得我硕士毕业时，广一医院的领导曾经说，儿科缺乏中间力量，但是他们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中坚力量。”谈及这些年所取得的成果，于力这样评价自己，“我希望我达到了医院的要求。” 白血病前不倒的铿锵玫瑰 　　 于力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日历，上面密密麻麻地做满了记号，她每天都有不少事情要做，让人很难想象，这位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的女性，曾经遭受过白血病的侵袭。 　　那是她到广州工作刚刚一年的时候，严重的不适迫使她不得不放下工作去检查，而结果让人触目惊心——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当时，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完了。”身为医生，于力知道白血病意味着什么，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她的心里已经萌生出一丝绝望，“医院决定让我去北京治病，我想我肯定回不来了。” 　　 临走之前，于力把自己辛辛苦苦“攒”来的实验室好好整理了一番，然后把仪器、剩余的２万元科研经费都交给了同事；之后，她又一遍遍交待科里的医生，并且在电话机上贴了一张纸条：“假如有病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千万不要说我病了”——她觉得，医生既然是抗击病魔的战士，就不能成为它的俘虏。 　　就这样，带着一点“一去不复返”的担忧，于力以病人的身份，回到了阔别不满２年的北京，住进了北医附属医院。她告诉记者，开始的时候，她的内心弥漫着颓废和绝望，但是那段时间，家人都到北京去照顾她，那份关心支撑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曾经有人说过，凡是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