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用回扣捐助失学儿童的‘李存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安医大附院’)主任医师，急诊内科。”1月8日，沉默了3年的张医生终于开口。 　　张医生身材瘦小，嗓音洪亮，语速极快。说话时他从袋子里抓出一叠信封，信封里面装着数额不等的回扣款。 　　早在3年前，2003年3月的一个傍晚，张医生就收到了装有回扣的第一个信封。然后，他以“李存田”的名义，将所收回扣捐给了安徽省妇联，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即将失学、辍学的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张说，在收回扣时，他就决定全部捐作善款。 　　3年来张医生守口如瓶，不愿暴露真实身份，以致安徽省妇联对“李存田”几乎一无所知，被捐助的学生要写信感谢他，也只能通过妇联中转。 　　1月9日，安徽省妇联儿童部一位高姓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李存田”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捐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3年来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金额达4万多元，“这笔钱不是小数目，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究竟是谁？在哪里上班？钱又从何而来？” 　　是日，张医生向记者展示了部分慈善捐助收据，这些单据由安徽省妇联“春蕾计划”办公室所开，每张面额在1000元到2000元不等，捐赠人署名“李存田”。 　　张医生说，把回扣捐作善款，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高尚，“因为这些善款本身就不干净，都是带血的。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社会的良知。” 　　张医生，1955年生于安徽农村，1982年大学毕业，2000年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进修，2004年受聘安医大附院主任医师，在医院里是救治急诊和重症病人较多的专家之一。 　　1999年以前的张医生，一家三口，生活平静而祥和。 　　但《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他一下子成为安医大附院关注的热门人物，备受争议，甚至被人骂为医院的“叛徒”。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署名“牛汉”(注：张医生)的来信，对安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风进行了曝光。 　　这封标题为“医药回扣为何屡禁不止”的来信，列举了安医大附院种种回扣现象，触目惊心。比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 　　这封来信被配上言论发表，在全国医疗界引发强烈震动，安医大附院更是炸开了锅。当时正值全国评选百佳医院，安医大附院作为参选单位正向全国展播。此文的刊发，当即引起卫生部门高度重视，并派员到该院调查。之后不久，安医大附院竞争百佳医院的努力宣告失败。 　　此种情势下的张医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处境越发险恶。 　　“我直接触及了医药回扣各环节——从领导、医生到药商的利益，当然招恨。”张医生说。 　　事实上，早在1996年，张医生就开始向纪检、卫生部门反映安医大附院的回扣问题，最初主要是反对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求医院领导改善医疗管理，方便病人就医。1998年10月，张医生又向安徽省卫生厅投诉医德医风问题，次月又向安徽省监察厅投诉…… 　　但这些举报信不是没有下文，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医院“自查自纠”，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张医生投书《人民日报》，引起该报原群工部主任李有存的重视，并最终见报。张说，后来捐款时取名“李存田”，就是为了表达对李有存、许中田(《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这两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敬意。 　　但安医大附院并不认为张医生当时反映的问题是事实，1999年3月，在医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该院当时的纪委书记称，某人向媒体反映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1999年4月，张医生又将回扣问题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关领导处。之后不久，该省卫生厅两位负责同志和安徽医科大学领导分别找张谈了话，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问题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与此同时，安医大附院两位领导也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医生，被张拒绝。 　　一来二去，在安医大附院一些领导眼里，张医生简直就是头“犟牛”，不知天高地厚，已无药可救。 　　不过，几年的沉潜，加上朋友的点拨，使张医生“聪明”起来，他精心收集了很多医药回扣的证据。张医生说，他收取回扣，就是为了收集证据，证明他所在医院的问题。 　　在张医生收集的证据中，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收取医药回扣的利益链条上，医生并不是“单独作战”，医院作为组织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医院内部，存在一个医药回扣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有专人统计处方，每个月底都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然后提供给药商。”张医生说，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为药商发放回扣款提供依据；二是为药商送钱提供路径，以便药商找到处方医生“结算”。 　　张医生了解这个回扣网络，最先是从医药代表那里。2002年年初，张医生给其亲属看病，开了一些处方，但在交费时发现：明明是张医生开的处方，交费清单上的处方医生竟变成了“戚德如”。 　　后经张医生调查，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戚德如”这个人。其后，张医生开始留心，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这是医院专门编出来对付像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的，这些医生所开处方全部被计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找不到处方医生，回扣的事也就不会被我们发现了。” 　　1月8日，张医生向本报记者展示了其亲属的一张收费单据，这张收费544.8元的单据，上面标有“安医第一附院门急诊药房配方单”字样，处方医生为“戚德如”。本报记者在该医院调查时，接受采访的医生、护士均表示不知道“戚德如”这个医生。 　　事发后，经过和医院的理论，2003年2月，张医生所开处方得以恢复真名。次月的一个傍晚，张医生收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封”。 　　张医生表示，他是严格按照病人病情需要来开药的，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2000元回扣。“在安医大附院，一般临床医生每月收取的药品回扣在1000~5000元之间，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超万元很容易。而医院极少数掌握药品进、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1月9日，安医大附院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不相信他们医院有回扣问题，但也不排除个别素质低的医生会这样搞，但因无人举报，也无从查起，“因为这种事情比较隐蔽，我们也搞不清楚。” 　　1月16日上午10：38，记者联系到安医大附院院长朱启星，准备就张医生反映的问题向他求证，朱说：“我们办公室现在正在开会，你下午再给我打电话。”从2006年1月16日14：00~18：00，记者拨了10多次朱的办公室电话，均无人接听。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户籍人口6400多万，农业人口将近5000万，对于医药回扣的憎恶，民间尤甚。2004年4月，当地报纸《合肥晚报》与一家调查公司联合调查，合肥民众对医疗行业的满意度只有19.4%。 　　同样出生寒微的张医生由于工作的原因，曾亲眼目睹许多病人看不起病的痛楚。他认为，医疗沉疴，行业不正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有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更是体制原因，其中涉及卫生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医院、药商、医保等方面，而医院和医生，恰是所有矛盾的交汇点。 　　从1996年反映医药回扣至今，张医生不断的投诉、举报、取证。“有很多次妥协机会，但我都放弃了。作为医生，我本该多学医术，全身心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去，但我却‘不务正业’，走上了一条反对医药回扣的路。” 　　“现在谈论值不值还为时过早，为了唤醒医生的良知，让普通老百姓能看得起病，我不怕走上祭坛。”1月9日，张医生站在安医大附院急诊小区已破旧的房屋外，表情复杂，话语铿锵，他头顶早已稀疏的几绺头发，在深冬寒风的吹拂下，一根根倒竖起来。 　　此时，在距离合肥1100多公里之遥的北京，国务院一份有关全国医改政策的文件，目前正向各方征求意见，将于近期公布。 　　这份名为《关于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决定》的文件，提出到201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其细节张医生还不了解，但一幅医疗改革的纵深画卷，正在隆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