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基因的关注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沃森与克里克发现DNA分子双螺旋模型。直至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研究的“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全球的基因研究达到了白热化：功能基因研究、蛋白质组研究、药物基因研究、致病基因研究等研究计划纷纷出笼；基因芯片、基因银行、后基因时代、后基因文化等新名词层出不穷；各类基因药物公司、基因学科研究所、商务机构如雨后春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新名词已不再新鲜，各类公司已被大浪淘过，只留下一些不断调整的研究计划和一群在基因研究领域默默耕耘的人。余龙就是其中一个。 默默的创业与守望 　　与余龙认识是从他的论文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学术杂志当编辑，接到一篇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署名余龙的论文稿子。这是一篇打印得十分精致的论文：格式、图表规范，文字干净利落，没有赘语，页面一尘不染。另附一封手写的信：同样是一行行干净、隽秀的蝇头小楷。但真正见到余龙本人，我的第一感觉是：“文如其人”的悖论版，蝇头小楷反衬的是一米八几的厚实身躯和一张憨态可掬的胖圆脸蛋。余龙憨态可掬但并不木讷，一丝不苟但不是苦行僧式的科学清教徒，相反，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异常聪明，但又不乏俏皮调侃，具有极其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的青年科学家。 　　余龙现为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拨开罩在他头顶的诸多光环，余龙最具闪光的人格魅力是：坦诚、执著、朴实。 　　余龙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人类基因和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他坚守在这块阵地上已有十几年了。在上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研究热得发红、发紫的那个时期，学术界出现过许多风云人物，新闻媒体也频频爆出：某某人发现了新基因；某某人被誉为“基因皇后”之类的新闻。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人只是在基因的外围打了个转，连基因的“阅读框架”都没触及到。这里有必要对基因科学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如果简单地把基因看成是一个直线排列的碱基对串的话，真正表达其功能的只是其中一小段，这一小段被称为基因的“阅读框架”，在这段“阅读框架”的前后还存在着比它长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起调节作用的碱基对串，把这些碱基对串全算上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基因，也叫全长基因。如果这些“炒作”还仅仅是由无知而引起的误会,而另外一些简直就是明知故犯的科研成果虚报。 　　对此，余龙很淡然，他觉得“作秀”固然不对，但奋起“反作秀”也太耗费时间、精力，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做的。十几年来，默默守望成了余龙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认自己的目标、只看自己目前的研究进展及其与国内外同行的差距，对别人的工作不轻易评论。 　　早在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绘制蓝图阶段，国外专家在掐算该计划完成时间时，依据当时所拥有的技术条件，按基因测序机器昼夜不停运转的工作效率，得出完成计划需花费的时间为15年。实际最后提前5年完成了该计划。但这种思考方式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在人类基因研究中，技术设备非常重要；第二，工作量十分浩大。余龙也是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在走自己的时间表。 　　1991年，国际上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的第二年，余龙开始筹建他的人类新基因研究室，启动资金是复旦大学赵寿元教授和李大潜院士友情资助的1万元人民币。当务之急自然是购置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当时国外同行实验室用的都是自动测序仪，从机器这头把基因样品放进去，那头直接就出基因测序结果。而余龙揣的这1万元甚至连分子生物学实验最起码的设施：实验桌、离心机都买不起。为了筹钱买仪器，在边了解国外同行最新研究动态，边做实验的基础上，他积极寻找科研课题，用课题经费置办了第一批实验仪器和设备。然后再用这批设备研究出来的成果去申请更多、更大的课题，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实验室的规模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其实这种科研套路对每个搞科研的人来讲都不陌生，但余龙对购置实验仪器设备的那份投入、那种痴情，却并非人人都有。 　　今天在余龙的实验室里早已有了各种型号、不同等级的离心机、测序机、自动摇床、大型生物信息学计算机。我几次去余龙的实验室，每次去都分享了他犹如新购置了田地的“土地主”般的喜悦。他对实验室新添仪器如数家珍，从一楼到四楼，从四楼到房顶，实验室一间不漏，实验设备一台不落，详细介绍其用途，并不厌其烦地操作演示。 　　2005年我再次来到余龙的实验室，余龙也再次满怀喜悦地对我进行现代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扫盲”：从基因组学中核酸样品的自动提取、样品制备，特殊基因位点分析研究的DNA序列分析仪、PCR仪、超速离心机、HPLC、质谱仪、园二色仪、毛细管电泳仪，到用于细胞分析的共聚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流式细胞仪，再到蛋白质分离纯化、流式细胞分析、分选、细胞计数、活力分析，以及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研究的SGI工作站等大型设备等等一整套基因研究所需技术设备，一一道来，其间全然不顾助手在一旁的不断提醒：下午开会的时间快到了。一直到中午近1点，下午开会的时间已迫在眉睫，他才扔下一句：“王老师，我得先走了”，饭也没顾上吃，匆匆赶会去了。留下我和他的助手，在两张凳子拼成的“餐桌”上，一个塑料袋里放着几盒盒饭，人手一盒，共进午餐。从小伙子张罗吃饭动作的熟练程度和散落在余龙写字台下的一堆一次性快餐筷来看，这种进餐形式已是他们的日常习惯。 　　在余龙的实验室里还有一台特殊的设备：一张行军床。这张行军床从余龙创建他的实验室开始，就成为了他劳累之余小憩的“卧榻”。有了先进的设备便逼迫使用这些设备的人要不停地工作，面对基因研究的巨大工作量，看看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差距，余龙把自己当成了一部机器，把他的实验室当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系统。这就是默默守望的真实写照。 默默的耕耘与收获 　　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大楼门口，贴着一张占满一面墙的大表格，这是一张研究所各实验室研究业绩动态表，业绩衡量的指标为影响因子。所谓影响因子是国际通用的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指标——依据该期刊所载论文的被引用频率而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值。每种学术期刊都拥有自己的影响因子，叫IF值，通常是IF值越大，说明该期刊文章被引用的频率越高，影响力越大。借用IF值，根据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发表刊物的IF值，以累加IF值的方式来评判各实验室的科研业绩。在这张表上，余龙所领导的实验室总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余龙对本学科领域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中各个刊物的IF值烂熟于心，实验室每年都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这几年来，他们先后在《生物化学科学动态》、《美国国家科学院会议录》、《生物化学杂志》、《基因组学》、《基因》等人类基因研究领域的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这100多篇论文造就了实验室的辉煌，而这些论文的奠基石则是余龙手里掌握的人类基因。 　　十几年来，余龙带领他的实验室在人类基因领域不断精耕细作，先后克隆了515个人类基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人类基因组总共是3.5万个基因，他们就掌握了其中的1.4%。现在余龙手里的基因专利证书有：中国专利12份、美国2份、加拿大2份。一个基因，一个药。在当前国际生物制药生死时速般的竞争中，作为100篇论文基石的515个基因，不仅是一笔巨大的科学精神财富，也是一笔蕴含巨大商机的物质财富。 　　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群体，科学家只是所从事的职业有些与众不同，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余龙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有一肚子的轶闻趣事、讲不完的笑话。在某些时候，他还颇有一些小智谋。1996年前后国际上人类基因的争夺战早已拉开序幕，余龙也开始加入到这场基因竞争当中。有时一个基因克隆出来，还没来得及写成论文发表，就被国外同行抢先发表，成为他人、他国的基因专利，这种惨痛教训真是太多了！许多中国科学家都有过这种欲哭无泪的经历。为此，余龙多次前往中国专利局，进行人类基因的科普宣传，说服专利局在知识产权领域开辟基因专利项目，并为其提供有关技术指标支持。最终，余龙实验室克隆的基因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基因专利的基因之一。 　　1997年11月，国家863计划项目研究课题在珠海开年会，我遇到了余龙，他向我讲述了他争夺基因的一次胜利：那一次，余龙与美国某一同行同时追逐一个基因，双方一直较着劲抢论文公开发表的时间。“我干脆改变策略”，余龙讲：“我先申报中国的基因专利。他们果然中计。他们抢到了公开发表论文的抢先权，我这里争到了一个基因专利，基因还是属于我们中国。”话语之间按捺不住脸上的得意。在中国的科研环境里，科学家尤其是中青年科学家，必须有十八般武艺，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次年会上，余龙汇报了他们的课题进展情况。在他汇报之前，几乎所有课题组在其汇报结束时都表示要求追加经费，在一片要求加经费的呼声中，余龙采取了迂回战术。只听他谦虚了几句：工作做得不好，实在惭愧，因为实验过程中许多药剂是带毒性的，希望领导追加一些身体补助费。其实余龙的汇报早已被听汇报的专家首肯，只是追加经费不好网开一面，但身体补助费应该是可以当场拍板的。 　　会议结束后，余龙去珠海拱北“水货”市场买了一套物美价廉的音响，称是给夫人买的，“不然老婆有意见”。余龙的夫人——杨老师，是一位不太言语、手脚麻利、十分能干的女人，她不仅把他们小家的一切家务活包揽了下来，而且是实验室大家的管家，里里外外帮余龙省了不少心。对夫人，余龙是感谢的。其实那一次岂止是余龙，号称科技界“国家队”的863课题组的同志们，开了一支队伍到珠海拱北“水货”市场，不少是音乐“发烧友”的大科学家都扛回了音响。中国的科学家本身“物美价廉”，也喜爱买物美价廉的东西。他们除了追求神圣外，也食人间烟火。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余龙他们团队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加拿大科学家在魁北克地区——一个近乎于完美的人类基因样本：同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