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衡山药业，环境洁净，厂房整齐，一切井井有条，第一感觉有种自家后花园的味道，不由让我对冷冰冰的制药公司有了新的认识，见到董事长王垂和先生并与之亲切交谈后，更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家一般的感受”。 　　本刊：衡山制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前，您能不能为我们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公司的历史？ 　　王垂和董事长（以下简称王董）：我们衡山的历史要从1942年讲起，新中国诞生之前，它叫做拜克胶丸厂，但是当时只能算是一个药品边缘行业，主要从事空心胶囊的生产。到了1961年，在空心胶囊的基础上正式进入医药领域，组建成“衡山制药厂”，生产胶囊产品。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按照企业规模排名，对上海的制药行业理了一次牌，一共只有二十一个企业，我们被命名上海第二十一厂，不过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效益还算不错，年产值稳定在六七万元。 　　在1979年末，国家为了解决一些知青回沪的工作问题，将一些厂进行改制。医药行业顺应这个趋势，决定将二十一厂改制，特别安置父母在医药行业的回沪知青在此工作，相应原先的全民性质改成了集体所有制，原有的一些设备被纷纷撤走，只留下了六位老师傅，用以扶办工作。雪上加霜的是，产品划分过程中，二十一厂的产品中占80％的片剂硬生生撤走，剩下的设备和同意生产的2个剂型、8个产品根本无法维持150个左右的员工的生计，何况这些员工都没有丝毫业内常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孤注一掷，向银行贷款132万人民币，所有员工加班加点，利润小那就加大产能，终于在1980年正式挂牌的运营年度，拿下了1000多万元的产值，还清贷款，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 　　如今，我们的生产值以90年不变价计算，已经达到了4亿人民币，胶囊年产量9亿粒，片剂10亿片。人均一年的生产值高达40多万人民币！ 　　本刊：衡山药业的产品主要是什么特色的？在目前的市场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王董：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一些药效比较确切的，价格中档的固体西药产品。每个制药企业都有自己的明星产品，比如阿莫西林胶囊、头孢氨苄胶囊和诺氟沙星等，可以说上海占有量第一；同时我们还有几个独家产品，如易咳嗪等，都是其他厂家完全没有能力生产的！ 　　本刊：在九十年代初贵公司又经历了一次改制，这一次转变对贵公司的发展有何影响？ 　　王董：那是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进行一些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在上海的医药行业，虽然我们始终是集体性质的厂，但是经营上的起色使我们的地位逐渐上升，收到了医药行业的认可和重视，于是顺理成章，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试点又落到了我们厂的头上。1993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1995年易名为“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当时的股份构成是90％的股份职工共同共有，10％由职工出资。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超前的意识，共同共有的概念，是集体企业的特有概念，职工在企业内既投资又投劳。 　　在转制过程中，的确也遇上了一些问题。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制度有两条，第一是法人治理结构清晰，这点我们公司做得非常好，董事会三年一个轮换，各阶层管理职权明确。第二是产权清晰问题。由于我们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集体企业，当贷款还清之后，理论上公司所有的财产都应该与国家无关，属于所有职工的共同共有，但是在中国，这个产权问题始终很难最终确定，这是我们在转制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也是我们一直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本刊：去年六月份之前，SFDA要求所有的制药企业必须通过GMP认证，请问衡山药业是如何面对这个挑战的？ 　　王董：通过GMP认证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公司引以为豪的大事。你今天来参观的这个厂址，是我们衡山的新厂址，完全符合GMP标准来设计建造，占地55亩，建筑面积3777平方米。其实早在2001年，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GMP认证的大环境下，我们就开始了新厂址的设计，正式破土动工是在2003年的5月，由于准备充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处厂址就完工开始调试、试生产，并于2004初顺利通过GMP认证。可以说，衡山药业在医药行业，有很多的事情是想在其他公司前面，走在其他公司的前面的。 　　本刊：国有制药企业如今面临跨国大型制药企业进入中国，强占市场的威胁，贵公司有没有想过走与国外公司合作合资的路？ 　　王董：这点我们是有过考虑的，毕竟中国药品自身的研发力量不够强，如果能够依靠借鉴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对于提升自身品质的定位很有好处。我想一旦我们公司的产权问题最终明确下来，我们会考虑寻求国外公司的合作的。 　　本刊：贵公司长期致力于胶囊和片剂的生产，这是两种比较传统经典的药品剂型，请问对于经典药品，在外包装上有没有新的突破，整个药品包装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王董：我曾经研究过一些国外的药品包装材料和包装形式，我总结下来有两个趋势：一，非处方药比较倾向于疗程化的小包装；二，处方药在包装中的说明书日益详细。 　　由于过去药品包装都是以瓶装袋装为主，药品一旦打开，虽然没吃多少病好了，但是剩下的不舍得丢弃，长期存放反而影响健康，因此对于一些家用的非处方药，应该按照疗程制成小包装出售，经济又健康。处方药对于人体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但是难免医生不能面面俱到讲述该药的副作用，所以有必要添加详尽的说明，以防止意外发生。 　　当然关于包装材料，我觉得目前铝箔还是比较可取的材料，将来可能会有些功能性塑料的替代品出现。 　　 本刊：目前药品中存在着很多假冒伪劣产品，贵公司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董：当然有，越是畅销的产品，仿冒的就越多。我们的产品头孢拉丁胶囊、利富平胶囊都曾发现被人仿冒。我认为对于利润比较微薄的平价药，暂时还没有可能运用高技术的手段来增加防伪的可能，我们能做得就是在包装设计上常常更新，并且在销售运输的过程中严加防范。不过最近我们也在开发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新药，这就不排除用防伪标签的可能了！ 　　本刊：制药行业的新药研发很重要，衡山药业的研发队伍力量如何？一般来说，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占销售额的多少比例？ 　　王董：我们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27％，大都是我们从相关的院校，如南京药学院等直接挑选过来的。我们的开发主要是生产开发，也就是说当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产批号之后，就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对于配方进行过程分析调试，以及放大中试，直至全线投产稳定。 　　平均下来，每年我们会启用1.5％左右的销售资金用于新产品的开发。 　　本刊：97、98年连续两年获得上海工业销售500强，2001年又获得上海是药品销售检测中心评定A级，请问贵公司的营销上有什么特色？ 　　王董：九十年代，我国其他企业还在计划经济中徘徊，我们率先打破了禁忌，直接走出去与各大药房医院进行面对面的洽谈，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要知道在中国，抢先进入市场就是市场占有率的保证。所以说，我们又一次自己率先尝试自销手段，在计划经济时代独自走上市场经济道路。 　　本刊：在这么多年的管理过程中，您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值得与我们大家分享的？ 　　王董：那还是在我刚刚接受带领这些知青开始重建药厂的时候，虽说是知青，其中有些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在农村待的时间久了，又沾染了一些自由散漫的习气。当时管理这些人员是个很头痛的问题，我想了很久，想到了一个方法，“开家长会”。当时我常常招集全场的职工家长来厂里开家长会，一是劝说家长共同教育这些员工；另一个方面，由于这些员工的家长都是医药行业的业内人士，招集到一起大家聊聊，就收集了不少信息和关系，使得我们的产品更符合市场需求。 　　本刊：我在参观厂区的时候，发现一块刻有“实”字的大石头，请问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王董：这块石头本身没有意义，而是上面的这个“实”字，是我特别喜欢的。有个说法叫做：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保持的作风。我刻在这里，就是要让员工意识到，我们衡山的工作作风就是“实”，实实在在，不歪门邪道，不弄虚作假。 　　 同时，我们还提出这样一句话，“攀衡山高峰，扬夹缝精神”，这是我们公司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如今成为激励大家工作的衡山精神。 　　本刊：贵公司发展到如今，依靠的是什么力量？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实例？ 　　王董：一个现代企业的企业文化很重要，我们公司秉承着一贯的“家文化”传统。集体企业就像个大家庭，所有的员工都是家里的一份子，工作是为了建设大家，富裕小家。我们公司不定期的邀请员工家属来参观或者参与公司的活动，让他们放心自己的家人在这里的工作环境和氛围，促进员工的工作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