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或者烈士，对于刘群来说，是个问题。 　　在他的朋友和下属看来，他这种人“树敌太多，难免要遭人暗算”，更让人担忧的是，尽管争议不小，但他“一点也不低调”。 　　一个地方民营企业发起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因其模式的颠覆性和主事人的锐利个性，在医改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5月，重庆，天气有些热得逼人了。刘群穿梭在他的办公室之间，嘶哑着嗓子。找他的人太多，来划款的、来联系业务的、来采访的、也有相关部门查账的。 　　“他们来看我有没有商业贿赂。”刘群说。“从3月份查到现在，还没查到什么，不过我心里一直很踏实。” 　　有迹象表明，这些调查可能与商场竞争对手有关。 　　他的朋友和下属一听他这样说话就很紧张，因为在他们看来，他这种人“树敌太多，难免要遭人暗算”，更让人担忧的是，他现在依然“一点也不低调”。 　　不过刘群对朋友们的担心并不在意，他老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大不了把我灭了，谭嗣同都可以为改革赴死，我们这一辈人，出个烈士又算什么呢？” 　　这个胖乎乎的男人看起来不像愤青，他说话就笑，即使骂人，你也觉得他挺可爱。目前他属下的公司拥有资产2.5亿——在重庆，他这种刚40出头的亿万富翁凤毛麟角，但他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十分珍惜，他说如果不幸被人灭了，他的改革失败了，“大不了这10年没出来搞，回长寿教书去。” 　　刘群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出名的，他属下的长龙集团推行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在重庆从万州启动，之后覆盖渝东、渝南多个县市的一线医院。他的这种模式称为“直补”，也就是加入这个惠民医疗联盟的患者在与他合作的医院看了病，可以拿着帐单到他那里报账，甚至癌症、艾滋都可以报。到5月，与他合作的医院已有10家，有3家已经开始启动，他的会员一下就拥有10万之众。主城区的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已经签约，即将正式宣布加入“惠民联盟”。 　　媒体开始对他的做法半信半疑，因为按照常规的猜想，商人做事肯定“有利可图”，但后来想明白了，发现老百姓从他那里的确可以得到实惠，所以有人就开始称他为“中国医改民间第一狂人”。甚至连《今日美国》等国际媒体也专程前来采访他。最新消息是，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已经对其表示明确关注。 　　刘群对这个称呼还是有些认可的，他不谦虚地说，这种“优秀的商业健康保障模式”可以破解中国医疗体制的死结。 　　破的就是医改死结 　　 　　没搞这场行动之前，刘群虽然在业界也算鼎鼎大名，不过这个行动,却把他从一个生意人一下变成了改革者。 　　他从一无所有,现在变成了身家上亿的老板,按说该知足了。刘群偏偏不想规规矩矩做下去。按他的话说，在医药行业泡了10多年了，对这个行业的内幕了解太深。老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国家医改一次次失败，都是没有解决根子问题。从2000年开始，刘群就在思考如何破解“看病贵”这个死结。 　　2005年12月11日晚上，他突然感觉有一个什么东西要从大脑里出来。此时，周遭一片静谧，他没有一点睡意，拿起床头的笔和本子。凌晨，思路终于清晰了，他拿起笔，开始在本子上奋笔疾书：我要搞一个惠民的医疗救助行动，与医药工业、商业、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共同结成联盟，厂家利润控制在10%左右，商业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思路汩汩而出，到天亮的时候，他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200多页。他兴奋异常，早上8点30分，直奔公司，召集党委成员和中层以上的干部，宣布他的构想。 　　接下来，研究具体细节、合理的利润比例，找合作单位。到3月1日，“惠民中国医疗行动”正式在万州三峡医院启动。 　　按照刘群的构架，他的直补模式完全可以撬动中国医疗的顽疾。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说这笔账把药品厂商、医院、保险公司焊死了往一处想：全部遵循大数原则。 　　具体而言，严格测算厂家成本，通过开放、限价的采购平台，与厂家建立合作供应关系，通过沟通和合作等方式，将厂家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严格控制商业运行成本，减少流通环节，把商业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医院留存20%的费用和利润比例，确保医院正常运转； 　　直补患者20%(含税)，让患者得到实惠； 　　通过这种办法，规范流通环节和医院大处方，真正降低医药费用，控制药物滥用，减少耐药性和药源疾病。 　　他说这里面有个大家一看就明白的窍门：把药品厂商用来跑招标的钱，用来给医生回扣的钱都省下来了，这笔钱就成了补贴患者和医院的来源。另外，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固定了越来越多的患者，话说白了，就是老百姓都明白的薄利多销。 　　这种模式把上千家制药厂商、保险公司、医院等多个环节都拉进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扩大联盟体内部成员业务量的同时，也使以往虚高的药价大幅下降。无疑，其中直接受损最大的是那些以前从医药代表那里收取回扣开高价药的医生。而更大的颠覆性在于，它在现在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药品招标采购体系之外构建了一种新的流通秩序，从而对现行的主流医疗体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而长龙，则可以迅速聚集巨量会员，从而实现“中国最大的社会医疗保障机构”的商业蓝图。 　　刘群说，他的精神领袖是自己的母亲。 　　母亲当年是重庆城里的医生，文革时受父辈牵连下放到长寿农村。到农村后，母亲成了赤脚医生。刘群童年的记忆就是常常跟着母亲到处去帮人看病，以至他8岁的时候，就可以给人打针了。看病是免费的，母亲从来都没怨言，再远的地方都去。家里粮食、白糖，经常都被母亲接济给了病人。她常常跟刘群说的一句话就是“以仁爱之心爱人，以仁义之心对人 ”。 　　“那时候缺药，我记得，母亲就在家熬草草药，用皮管把熬出的蒸馏水接出来，做成柴胡针剂，给人退烧。” 　　母亲救了很多人的命，但没想到自己在37岁那年，因感冒引发了心肌炎。现在看来，只要有大量的抗菌素，母亲的病就可以治好。但那时家里太穷了，没钱治病，母亲很快就撒下三个孩子魂归西天。 　　那时刘群刚念高中，母亲的去世一直是他心里的痛。这个时候，乡亲们帮了他，每到周日，村里的人、他的同学，都会来帮助他们做庄稼。学校也减免了他的学费，他就这样一路磕绊，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 　　“所以，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农民因为缺医少药看不起病而引发的悲剧，刘群见得不少。 　　1988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分到长寿农业局水产站。工作了两个月，领导说双龙要建个职业中学，很需要老师。刘群一点头就去了，到了学校就给老师们种了一片葡萄。课余时间，他就骑辆破自行车走村串户，去给农民上课，讲如何养鱼。 　　讲课过程中，农民提了个问题：“我们养的猪、牛生病就要死，你为啥不能帮我们医？” 　　农民死头猪就相当于失去这一年的收入。于是，刘群回到学校给领导打报告，要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学习。学校批准了他的申请，他去那里5个月，学了18门课程。回来后，学校就成立了“双龙畜牧兽医科技服务中心”，刘群坐镇当起了兽医。 　　那个时候，每天5点钟就有人来喊他，排着队等。医好一头猪，厚道的乡亲们就煮一碗荷包蛋感谢他，他一天医5头，就要吃5碗鸡蛋。 　　在此期间，他意外的发现一个商机：他去四川制药厂买回来用于治疗家畜的青霉素，经常被乡镇的医生跑来买走。他迅速意识到这种需求相当大。于是他顺带做起了“倒药”生意。一个来回，他就可以赚1000多元。那时他的工资才100多元，这笔收入很快就让他成了个小富翁。 　　之后，刘群靠这笔积累办了饲料加工厂，两年间，积累了300万元，这是他从商以来捞到的第一桶金。 　　1995年，南坪搞药品批发市场，他离开长寿，只身了进城，成为第一批进驻的药品批发商。 　　1998年，他的公司已经有800万元资产了，他花500万元兼并南川医药公司，当时在重庆，民企收购国企这还是第一次，重庆药监局不批，刘群天天就去那里“陪人上班”，磨了一个月，终于批了。之后，他又进行了多次并购，包括几家制药厂。 　　那些年刘群自称“走得很微妙”。“我想在他们(同行业对手)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做大，大了他们就杀不死我了，做大了之后我就想做更大的事。” 　　刘群开始“高调”是在2002年。 　　在此之前，医疗药品流通和使用秩序已经呈现出混乱。药品要到医院，要经历很多环节，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医药代表。 　　医药代表本来是推广学术的，但事实上成了进行不正当促销的标志，搞商业贿赂的使 者。刘群发现，正是因为这个群体，导致了整个中国的医疗费用普遍上涨。 　　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实行药品招投标，由政府部门加强控制药品价格和药品流通秩序。药品招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混乱无序的药品市场，但是刘群发现，招投标在实际运行中，逐渐走向了制度设计者初衷的反面。“它没有解决好价格问题，因为很多特殊规格、或者国家单独定价的药价格是基本固定的，而制药厂生产的低价药即使招进去了，医生也不喜欢开，所以制药厂都被逼着去生产高价特效药，老百姓看个感冒也要花几百。” 　　同时，刘群还认为，药品招投标也不能从根上解决质量问题。刘群抖露的内幕是——药品招标的时候，专家们对药品的检验经常是用眼睛看一看，用手摸一摸，用鼻子闻一闻，而并没有非常科学的检测和细致的数据指标来衡量药品的质量。他举例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所产假药，以低价“优势”一路过关斩将，多次中标，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除此之外，药品招投标的一些潜规则，也让刘群很不爽。 　　2002年，刘群参加了生产大输液设备的招投标。他投标比人家低，却没中标。后来他通过关系一查，发现中标的价格比他投的还高。 　　这说明里面有鬼。其实在此之前他也知道后面是要走关系的，他也不免俗，包了几万元的红包，但没送出去。 　　这次事件让他“彻底看清楚了里面的猫腻”，他跳出来反对，当年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被称为国内反对药品招标第一人。 　　“这事直到现在还有余波，据说有关部门也在重新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