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么一句俗语之所以流行起来，是因为它几乎已成为一段时间内解决医患纠纷的潜规则。   　　在社会学的理论中，有一个被称为“社会安全阀”的概念，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安全阀”一样的功能。   　　然而现实中，诸如医闹、房闹、机场闹等采取无秩序、非理性乃至暴力方式维权的事件一再发生。过激、极端的“私力救济”手段，使得矛盾纠纷的解决陷入了一种畸形的暴力逻辑。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恰恰凸显了某种维权的困境。除了呼唤公民理性的回归，我们有责任反思，是什么让“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一再循环下去？   　　视点版从今天开始推出“破解‘闹’现象”系列报道，试图透过纷繁复杂的“闹象”，抓住“闹者”的心理根源，寻求破解之道。   　　□破解“闹”现象之医闹   　　这是一个不久前已被判刑的“医闹”的真实供述：   　　“我的妻子因产后大出血死亡，我们想不通为什么去的时候人好好的，到医院就死了，于是决定去医院找他们协商后事。   　　“我们提出要医院出130万元死亡赔偿费；医院则只愿意给两万元丧葬费。镇里的副镇长出面协调。我们家属商量后降低赔偿要求至70万元，医院坚持只给两万元。我们于是在医院门口烧纸、挂横幅、摆放花圈。这时医院答应给5万元。   　　“第二天，我们将赔偿要求再次降低至60万元，医院答应提高至7万元。第三天，我们50多个亲朋好友在医院门前放鞭炮、拉横幅、烧纸，使进出医院的救护车、私家车无法正常行驶，最后和医院达成赔偿15万元的协议。”   　　这是过去几年内，各地时常上演的“医闹”场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这个畸形的逻辑一次次地奏效，并以这立竿见影的效果，巩固着它的恶性循环，从而跳脱了医疗纠纷伤害赔偿合理、合法的认定、协商秩序。   　　这种秩序的破坏，其后果之不堪设想，已被真实事件一次次印证，一系列极端的医患冲突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而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圈也伴随着医疗界所受的伤害而形成。有调查显示，不少医务工作者认为，“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这恰恰又会让医患关系进一步紧张。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利益的公共医疗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