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耳公司CEO马尔金·戴克斯（MarijnDekkers）在一次演讲中抱怨，某些政府对公司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其降药价，而这将最近损害药品创新，该言论实际上反映了各大药企在印度和欧洲等地所遇到的困境。   　　戴克斯指出，现在很多政府都面临削减预算控制医疗支出的压力，而拿制药公司开刀最容易。某些政府迫使处方药的价格一降再降的举措将会危及新药研发的商业模式，使其对各个企业来说失去吸引力，长此以往，未来将会没什么人去搞研发了。业内人士称，在印度等地，对各大药企的知识产权毫不客气，因专利药经常在印度“沦陷”，很多跨国药企巨头都为打官司而变“秋菊”。   　　强仿、专利不批重伤制药巨头   　　此前，印度医药部的秘书长D.S.Kalha曾公开表示，为了确保更多的穷人也能够买得起原本昂贵的药品，政府计划扩大医药价格的控制面，包括将专利药的首仿药物纳入价格控制的范围。这一切如果付诸实施的话，将使欧美各个制药巨头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目前包括拜耳和诺华在内的欧美制药巨头，面对欧美市场增长乏力，同时内部研发陷入瓶颈的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因其医药支出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其救命稻草。然而印度一直让各大药企“比较烦”，其原因就在于印度政府的两大杀手锏：拒绝药品注册为专利药和允许本土企业强制性仿制。   　　以拜耳为例，今年年初，印度专利以其药品多吉美（索拉非尼）过于昂贵为由，允许国内的制药公司NatcoPharma强行仿制（多吉美的专利保护尚未过期），付出的代价却只是支付6%的销售提成。值得注意的是，原版多吉美每月约需平均花费4300欧元，而NatcoPharma的仿制药却只卖136欧元，仅为前者的百分之三。   　　拜耳曾为此提起上诉，而印度专利法庭一审驳回其上诉，根据其判决书，拜耳的多吉美价格过于昂贵，远远超出印度民众的支付能力，而且这种药物目前仅仅依靠进口，因此政府部门只能通过强制许可来保证印度民众可以享受到这种药物。拜耳则选择继续上诉，此案甚至闹得美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控诉，就此陷入无穷无尽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争端中。   　　而另一制药巨头诺华制药的格列卫，则一直无法在印度获得专利保护。印度当局早在2006年就以该药“没有足够的突破性的改进”为由拒绝给该药品授予专利注册，因此印度药厂就可以在该国生产并销售格列卫的仿制药，诺华没有一丝好处。诺华公司也成了另一个“秋菊”，开始无休止的诉讼，前不久还闹到印度最高法院。罗氏的特罗凯也有类似的遭遇，据悉，特罗凯的仿制药在印度几乎可以用“泛滥”来形容，甚至还远渡重洋流入香港等地，售价大约为每颗140港币，而国内的原版特罗凯则大约为600元人民币。但据国内专家介绍，一些病人买到的所谓“仿制药”，因为不清楚渠道，故质量无法确保。   　　中国成新兴市场唯一亮点   　　一位不愿具名的外企药品研发主管对南都记者表示，这些仿制药的价格虽然只有原版专利药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但他们并不用承担庞大的专利药研发支出，而仿制药的研发成本要低得多，再加上印度当地较为低廉的生产成本，综合这若干项因素，即使是在如此的低价之下，印度的这些药厂还是能够保证较高的利润率，而且，还有名目众多的各项政府扶持。   　　另外，有业内人士对南都记者透露，目前跨国药企因为药物评价机制变化、管制强化使获批门槛大幅提高和化合物筛选成功率大幅降低等多方面，其产出效率相比上世纪90年代已经大大降低，财务报表不至于显得太难看的原因有赖于新兴市场，而新兴市场的几个大户中，印度和巴西的专利制度一直让这些巨头伤脑筋，相较而言，中国是唯一亮点。（侯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