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五年至今，医生的执业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变革。但世界已变了模样。
由于国家在新医改中对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矢志不渝的坚持，终于在2013年，伴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若干意见》的出台，社会资本在公立医疗体制的高墙外刮起了强劲的旋风。
专科医院、智汇医疗、医疗信息化、第三方检测、新型诊断技术等等，由于巨大的供需缺口，一切与医疗有关的领域都展现出了广阔的商业前景。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医生资源可贵之处。
过往碍于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医生被牢牢地束缚在公立医院的围墙之内。医改虽然没有彻底改变制度，却已然唤醒了医生的意识。
有人尝试着运用体制中有限的空间进行多点执业，有人直接走出了体制身体力行实践自由执业，有人则干脆自立门户去实现理想中的医疗，还有人应用新兴技术期望着能够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这些医生在接受采访时，或多或少都透露出了为更多患者提供更好服务的理想。
整个医生群体正先于制度变迁进行着自我革新，与社会办医一起对制度改革形成倒逼之势。进入2014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政策开始出现进一步松动的迹象。尤其是8月份北京刚刚开始实施的多点执业新政，取消了医院审批和执业地点数量限制两道关卡。
力度虽然有限，但总归燃起了星火燎原的希望。而且按照国家医改时间表的要求，需要在今年9月底前出台的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意见，尚留有悬念。
龚晓明：医生的解放
他有众多标签：原协和妇科医生、中国妇产科网创办人、微博科普名医、互联网上的“好大夫”，他仍然留在体制内不断探索多点执业。龚晓明说：“我还是想尽力给大家做一些示范”。
2013年，龚晓明离开了工作过15年的北京协和医院，他的多点执业示范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虽然也曾有人对他说，真正的改革只是痴心妄想。
对于已经离开的大医院，龚晓明有着更为客观理性的看法，深处其中的他能够看到医院中真实的一面。
龚晓明曾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作为一个手术科室的医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我是经过了10年才获得了亲自主刀手术的机会。在我们国内的大医院，通常而言，就医体系的设计是围绕着专家转，老百姓看病找专家，做手术找专家。专家毕竟就这么几个人，优质的资源必然是珍贵的，抢资源必然造就了就医困难。”
离开协和的龚晓明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现状，但首先需要找到一家可以容纳他多点执业理想的医院，而且仍然需要一家公立医院。因为龚晓明清楚地意识到，很多制约因素让他仍然需要公立医院这个平台。
“我希望对子宫肌瘤的治疗方式做新的探索，但这些临床研究，目前在私立医院里面是无法实现的。目前私立医院的规模都不大，很难申请科研课题，很难做些新的东西。”正值年富力强，龚晓明希望在科研上更进一步，“此外还有服务价格的问题，我有不少患者承担不起高端医疗服务的价格，我不想让这些患者在低廉的医疗服务体系里面找不到我，我仍然希望可以给她们提供医疗服务。”
幸运的是，龚晓明遇到了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院长段涛，他支持龚晓明多点执业的理念。就这样，龚晓明南下申城，
加盟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并且同时在上海红枫亚泰妇产医院、美中宜和妇儿医院以及深圳卓正诊所多个地点执业。
大多数医生的多点执业模式，都是在某一个区域内选择多家医疗机构，像龚晓明这样选择了跨地域性多点执业的案例并不多。
“在北京美中宜和是以会诊形式执业，主要是考虑到我有很多老病人还需要我。跨地域的多点执业可以服务到更多的病人，病人在身边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不用都往北京挤。这是我的梦想。”龚晓明说。
但是对于离开体制，龚晓明还是认为要综合考虑。“我不推荐医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下，毕业之后直接进入私立医院工作，因为目前国内医生培训体系的不健全，私立医院尚不能承担起培训住院医师的任务。”龚晓明说道：“而要达到可以自由执业或者多点执业的技术水平，还是得在优秀的公立医院平台锻炼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过硬的技术能力是自由执业和多点执业的基本要求，本事不练好就不会有平台，也不会有病人。在目前这种医师培训体系有缺失的情况下，还是好的医院平台比较利于年轻医生成长。”
谈及北京的多点执业新政，龚晓明认为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有这个政策之后肯定会好一些，至少让一些打擦边球的情况规范化。但是最关键的是医生的身份还是没有放开，那么即便政策规定可以跳过医院审批自由选择，但
是实际上还是容易在管理层碰到障碍。”
在龚晓明看来，真正推行多点执业的关键是医生的解放，但这背后还涉及到很多内容。
“比如职称、社保、医疗责任险等等需要综合考虑。医生群体要想实现多点执业常态化，公立医院的管理层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公立医院的院长能主动来推动，才会有更多的医生加入多点执业队伍。”龚晓明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