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是设定省、地两级配送商，规定每一级的数量，公开招标，确定配送商数量。省级配送商进行全省配送，地级配送商进行当地配送，医疗机构在中标企业中进行选择。全省的配送商中标数量通常在20～30家左右，如湖北、江西、云南等省。

 

　　第二类是不作省、地级的划分，全省对配送商统一招标，按照区域报名，每个区域确定规定数量的中标配送商，医疗机构从中进行选择，每个地区确定多少家各省不等，通常为3～5家，医疗机构从中选择1～3家，全省中标数量通常在40～60家不等，如江苏省。

 

　　第三类对配送商的选择门槛较低，只要符合要求就可入围，由医疗机构或当地卫生机构在其中选择，如广西、浙江。广西入围120家；浙江则有213家。

 

　　第四类全省或市选择固定数量的配送商，如河南省的讨论稿中为12家。

 

　　不论哪一类，都要求生产企业直接配送或委托中标的配送企业配送，生产企业在每个省委托的配送企业都将不会少于10家，有的省份则达到20家以上。笔者担心的是，若如此，一个生产企业的配送商数量在全国将会达到400～500家，甚至更多，这是否有利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渠道结构整合？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加以研究。

 

　　目前，生产企业的普药类产品在一个省会选择3～5家一级配送商，一级配送商负责基层医疗机构的配送，二级配送商由生产企业和一级配送企业共同选择，对于一级配送商不能覆盖的区域进行配送，确保了销售网络可以覆盖所有的医疗机构。该配送体系是生产、流通企业经过长期探索、优胜劣汰、自然形成的。而按照目前各地的招标方案，生产企业委托几十家配送企业进行配送，在规模性、货物的运输、商务成本上都不是最佳的方案，整体的社会成本可能会远远高于现有的配送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尤其是近年来医药流通领域现代物流的蓬勃发展，药品配送的专业化服务成为提高行业整体效率、降低配送成本，减少资源浪费的必然趋势。

 

　　几年前，有的生产企业一级配送商达到上千家。随着在实践中认识的提高，生产企业开始注重渠道的效率和风险控制，开展了一系列的渠道整合，以提高渠道效率、降低货款风险。尤其是生产普药的大型企业，渠道整合卓有成效，原有的上千家一级经销商大幅缩减，控制在了百家以内。目前外资企业的一级经销商通常每省在1～2家，全国也就30家左右；国内企业的一级经销商通常每省有3～8家，全国在百家以内。

 

　　而目前各省的招标方案使得生产企业不得不再次广泛“开户”。笔者认为，新医改的指导精神是降低药品的价格，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减少流通环节，尤其是减少“走票”、进行隐性交易的不正常环节，但不是减少正常的生产企业的分销渠道和层级。所以，在各地的基本药物配送商招标中，应注意防止一味强调减少环节而不加区分、“一刀切”的做法，这样将不利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奇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