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由政府推动的社会体制和政府治道改革，其实就是削弱政府既有权力与利益的过程。“自我革命”从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现实中，鉴于政府官僚阶层与既有体制的利益共生关系，这几乎是一种妄想 　　□文 高昱 　　在中国，我们一直的抱怨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长，惟有三个领域除外——教育、卫生医疗和住房。而这三个领域，又恰恰最需要政府出手，制订完备的针对全民的保障方案和机制，并从纳税人缴给政府财政的税收里拿出钱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学难、看病贵和买不起房子，这三个民众抱怨声最大的问题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症结：政府不作为，或者说政府缺位。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最近暴露的几件事清晰地告诉我们，即使在同一个问题上，政府缺位的同时，也存在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府越位。更深一步的观察显示，“政府缺位”的目的是为“政府越位”提供寻租的租金。先化公为私，等这个“私”长大了再化私为公；然后，这个“公”，又被掌握公权力的小利益集团化公为私。说通俗点，就是先放水养鱼，然后等鱼肥了再借刀杀鱼。 　　这好象蛮奇怪。既然都是化公为私，干吗兜这么大圈子，有病吗？要相信人是充满理性的，尤其是那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其世俗智慧恐非你我能敌。借刀杀鱼的一个“借”字，道尽了其中曲径通幽的技巧。 　　以卫生医疗为例，为什么看病贵？直接原因是医院少，竞争不充分，所以宰你没商量；为什么医院少，因为政府不愿意花钱新建扩建公立医院，又切断了对大部分医院的投资，所以这些远达不到医疗公共服务所需的医院只能以高价卖药来养医，消费者看病既难又贵。那么怎么办？管理者提出了市场化的改革思路，把绝大多数医院都卖给私人投资者，政府不再承担医疗服务的职责——你看，这就是放水养鱼、化公为私。但是政府不再办医院了，官员们职责轻了，手中权力可不会少，谁想办医院挣钱得经过我的审批，医院开张后我们定期检查，更有无数的行政审批项目等着你，这得达标考核，那得申报注册，都离不开我的大印。好，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宣布要减少行政审批，人大也通过了规范行政许可权力的法律，不要紧，我可以不收钱，但我下面有无数事业单位、协会、委员会，把钱交给他们也行，否则你拿不到检测报告，没有这些报告材料，你什么达标、考核、申报、注册都不够资格——你看，这就叫化私为公、借刀杀鱼。当然，被杀的鱼不会是这些医疗机构，最后真正买单的还是民众。而这个借刀者也不是公家或者不主要是公家，而是掌握达标、考核、申报、注册和许可权力的部分人，他们借机索贿，或瓜分检测费、考评费等不列进财政预算收入的小金库，也就是他们假公权力济自己的私人腰包。 最近被披露出的以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为首的药品监管部门腐败案，就是最好的例证。1999年，刚刚成立的国家药监局开始推行将地方标准品种转为国家标准品种的工作，即要求所有药品重新在药监局进行药品注册，统一使用“国药准字号”。这本是件好事，但聪明的腐败官员就从中找到了大量寻租机会。2006年7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有期徒刑15年。于庆香在“地标升国标”时，经手了1000多个批文，一个批文收1万元。新药审批更是取之不尽的“钱袋子”，据本刊报道，国家药监局2004年受理了10009种新药审批，平均每天审批29种之多。而同年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新药申请。由于申报的“新药”过多，常常出现十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争夺一个批文的情况，最终审批权在药监局，批给谁不批给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批人员手中的权力。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教育和房地产的身上。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轻易明白许多看似费解的悖论。为什么上学和房价那么贵，追究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些官员阶层与商人结成利益联盟，腐败官员首先将教育和住房等公共产品变成稀缺资源，然后以市场化的名义，将这些市场特许给某些商人经营——等于将稀缺资源以或明或暗的高价卖给商人，从商人手中寻租，而商人又加价出售给消费者。经此层层剥利，本来应该由政府作为社会保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又岂能不贵？ 　　学者秦晖最近在总结自1992年以来的15年市场化改革时写到：“‘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确实点中了当前中国改革遭遇的本源性难题。中国的改革，尤其是目前越来越艰难的社会体制和政府治道改革，是由政府来推动的。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与责任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重新划分与再分配过程。对政府而言，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削弱政府既有权力与利益的过程。“自我革命”从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但在现实中，鉴于政府官僚阶层与既有体制的利益共生关系，这几乎是一种妄想。除了利用行政权威的处分和擢升机制，除了持之以恒地推动法治化建设，除了触及心灵的荣辱观教育，我们必须想更多真正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