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军

　　采访：仲伟志 黄茂军

　　李国军，男，36岁，金融硕士，历任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北大方正集团副总裁及北大国际医院集团副总裁、方正和生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常听人说你对西南合成进行过大刀阔斧的革新、改组、重组，这期间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当然有难题。现在回忆起来，最难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创新药。从我的角度去看——当然不见得对——中国的医药企业做得成功的不多。我们做了六七年下来，目前手头已经有三个了，是抗肿瘤、降血脂这两个方向。但是这种创新药要真正实现商业化，要给上市公司的业绩带来积极变化，从今天看，我认为至少是两年或者三年以后。它的回报没有那么快，而且不见得就能成功的商业化。但我们必须在满足公司当前需求和为保证未来发展所需要的长期投资中寻找一种平衡。这是我遇到的难题之一，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并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目前这方面只能说我们是有希望的，但要变成现实，需要有耐心和毅力。

　　OTC(非处方药)这一块，主要还是走并购这条路。我给方正集团董事会的汇报也是这么讲的，如果自己去培养一帮人做OTC的品种，没有十年、二十年是做不成的，而且不一定做得好，看看目前市面成功的OTC企业也就那么几家，数都数得清。并购的目标，就是目前市面上做得最成功的这几家，我们都一一谈过。但并购并没有那么简单，哪怕你派人去搞了两三年，都未见得是成功的。

　　第二个难题是什么？

　　可以说是干部。我们在重庆的中层以上干部，包括总经理、副总、总监、部门经理、主管，大概有170至180人。怎么去带这个队伍，怎么去激励他们的士气，怎么去激发他们的激情，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最大的问题，我看还是企业性质问题。由于是国有控股，有很多干部——至少我认为还有30%至40%——他们还认为自己是铁饭碗。在重庆，很多人还会有这种观念，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今年我们调资，整个公司花了三千万，我们现在上市公司有3000多人，三千万到一个人手里也没多少钱，平均一个人一万块钱不到，这一万块钱当中还有50%是给他交五险一金，也就是说到每一个职工手头，一个月也就三五百块钱。但是员工看得出来，今年经济形势好，我们马上调增工资。这一批员工，尤其一线的产业工人，我们对他好，他一定会有感恩之心。我们一定要让员工分享到企业发展的红利，员工才能继续支持我们的战略。

　　对于那170至180个干部，我从来不会区分那是谁介绍的，是新来的的，还是老企业的，他只要活干好，我认为他就是西南合成的好干部、好员工。可以这么说，在我这里上班，他会比在其他企业上班更幸福，更有保障。但是他要尊重我们这个企业的文化。我们尽量多换思想少换人，但在思想理念无法转变的情况下，就只能是换人。我们每一个人头上都是有指标的，我的人力资源部组织了强有力的考核。你要知道，在很多国有企业是没有考核的或者考核形同虚设。

　　你如何评价西南合成过去这段时间的的一系列重组、兼并、收购？

　　企业的重组，归根结底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利益：一方面是对社会、对股东、对债权人负责；另一方面，是对企业，对员工，包括对我所带领的团队负责。经过股权重组、业务重组和技术整合，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资产盈利能力。国有资产和相关人的利益，没有在重组中衰减，反而得到极大的增强。

　　方正为什么会选择重庆？为什么落户重庆？是有什么故事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方正为什么会做药，或者说为什么方正要做健康产业，做健康产业，为什么医药这一块的基础要放在重庆？我这么讲不知道对不对？

　　过去方正IT的成功，不得不去说的一个因素就是研发力量，它背后的研发机构就是北大计算机研究所，现在所长还是我们的CTO。我们在2003年判断，未来有三个行业方向在中国大陆是有机会的，一个是金融，一个是健康产业，还有一个是传媒。截止到今天，我们做了金融，我们做了医疗医药。金融我不讲，就讲医疗医药业。我们去做医疗产业，最强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凭什么？我们当时认为，我们是北大的企业，我们就凭背靠北大医学部。在医学部里面有很多资源，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这个选择是对的。

　　简而言之，为什么会做健康产业？——我们背靠北大医学部，有研发的支持。

　　在医药产业方面，我们为此选定了两种模式。一是原料药生产，而且是做海外模式，因为海外模式利润率高，回款没有问题。二是制剂，是原料加制剂，不是到外面买原料药，而是自己有原料药。于是我们在全国各地挑选适合自己的收购对象，选了很多，但谋事在于人，成事不一定在人的。后来就有了西南合成这个机会，大概是从2003年5月份开始谈。西南合成是以原料药生产为基础的老牌上市公司，因为连续亏损被ST。很多机构都跟西南合成谈过并购事宜，方正是第39家，两个月后把这个事情谈成了。

　　我们知道方正集团是统一财务，统一投资，统一人事，统一品牌，统一内控，而西南合成是由两家老牌企业整合而成的，这其中肯定少不了磕磕碰碰。你是怎么处理的？听说你还破例允许西南合成保留了自己的报纸？

　　大新药业与西南合成都属于生产型企业，多年形成的工厂文化独具特色。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是一个特别抱团的小集体，集体活动时参与度特别高。我们在贯彻公司主体文化的同时，允许被并购企业保留自己的文化。我每年拨给企业工会一定活动经费，一个月搞一次集体活动，都是蛮简单的活动，打打篮球，唱唱歌，搞个马拉松接力，全部是娱乐活动，大家都乐意去参加，有些工作上的矛盾，可能在这些活动中就化解了。再比如，现在集团内大多数企业的内刊都是电子版，既环保又符合方正集团的气质，但是在西南合成、大新药业却保留着纸质的内刊。因为这是老企业，老员工比较多，他们把定期看自己工厂的报纸当成不可缺少的业余生活之一。有些已经退休了，可能离开重庆去他孩子那里去住了，但是他们还关心这里，他会去很关心这张报纸，他会从上面去看看企业的状况。还有，我们从2006年开始，每一个车间配备一个宣传员——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让他们把黑板报整得很漂亮。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归宿。这些东西你不能硬性地把它砍掉，一刀切地变成电子版。

　　都说重庆人有着火爆的性格。

　　很烈。但我发现员工都是讲道理的，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现在我也去企业、去车间跟他们聊。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公众矛盾，我认为所谓公众的矛盾其实就是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要让大家把想法讲出来，要通过深入沟通把矛盾化解掉。我们的会议都是像模像样的，每年有员工大会，有职代会，有优秀员工的会，然后每个车间、每个组织，也有一系列像模像样的会。今天我敢拍着胸脯说，西南合成和大新药业没有你们想象的那种矛盾，因为我们通过种种方式已经都化解了。

　　你对未来怎么看？

　　中国正在推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分析至少对我们有三大利好：一是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这给我们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二是国家支持医药企业新产品研发，我们2008年成立了方正医药研究院，从集团层面来支持医药产业的发展；三是国家医保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在农村的推进，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叶开泰药业(2008年加入方正医药板块)已经在湖北几个县开始试点。

　　在关注国家形势和政策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方正集团战略的调整。从2009年初开始，方正集团已开始实施新三年战略，已经在向投资控股型集团方向转变。

　　在集团战略转型的背景下，医药事业部也在不断创新，确立了新的经营理念：“知本运营整合产业资源，科技创新融合中华智慧”。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五个新”：一是新产品，以高端制剂为龙头，已经形成的原料药为基础；二是新整合，通过增发等多种形式实现证券化；三是新并购，按照区域及产品细分的战略要求，有选择地购并一些优质医药企业；四是新品牌，北大国际医院集团；五是新标准，产业和资本并重，实现产业链的连接和延伸。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会顺应方正集团转型，孵育着一连串“大新药业”，孕育出一系列“洛伐他汀”。

　　问一个关于个人的问题，你的社交圈是怎样的？

　　你是说在重庆吗？

　　包括北京和重庆。

　　你讲的这个社交圈是跟工作有关，还是工作之外的东西？

　　就是说，你平常多跟什么人打交道？政治家、官员、商人？

　　我喜欢跟政治家打交道，在我眼里，有本事的还是政治家。我相信政治家。像黄市长，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听他的报告，他能够很宏观地看问题，包括一起吃饭，我也是很珍惜的。这种人真的很有本事。

　　你在工作和生活中脾气大不大？

　　我基本上五到六年发一次火，现在基本上不发啦，我觉得我不能发，现在我更讲究工作方法，以解决问题为根本。比如说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跟一个干部讲一个道理，我坚持跟他讲了三年——前提是我认为这个人值得用，我相信他——但是他那个弯扭转不过来，我都不生气，而且我会因为他这一个问题，去开一个几十甚至几百人的会议，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个道理。其实我的性格还是很不错的。

　　那你最终为什么要发火？

　　着急。怎么说呢？一件事情我跟他讲了三年，他还不明白，或者他明白了但装着不明白；又或者他明白了但是他不那么做。

　　还会为其他事情发火吗？

　　比如职业道德问题，有的拿回扣，成天去花天酒地，我是接受不了的。

　　西南的合成

　　没有谁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企业是一个生命体。

　　它的前戏同样受迫切的需求与冲动控制，不管这种需求与冲动是来自政治的，还是来自市场的；萌芽初始的力量让随后的交媾与着床，变成利国、利民与利己的愉悦与顺利；然后是瓜熟蒂落，是呱呱坠地；漫长的成长期里，有早期的羸弱与稚嫩，有少年的懵懂和毫无节制的梦想与贪婪，有青春期的躁动与反叛，同样也有故作成熟与死于华年……家庭的离异与重组、成员的出走与回归，犹如生命的分裂与繁衍一样其实是一常态；接着是过度成熟后的臃肿与气喘吁吁，是力不从心，是容颜老去时的气急败坏和无可奈何，最后是沉寂，是挣扎着的一明一灭……

　　幸好有前世今生，有转世，有涅磐与激活。

　　宗教传闻在企业这里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阿弥陀佛！

　　撰文：黄茂军?摄影：戴小兵

　　洛碛

　　故事开始的地方叫洛碛，时间是1965年春天。

　　那年4月的一天，一伙穿干部装的男女从一艘船上下来，从洛碛码头拾阶而上。船从重庆市的朝天门码头起锚，顺流东行60公里，右舷，长江北岸，出现了洛碛镇。这是一典型的川东水码头，奔流的长江水因为河床陡然转向而在这里有一摆尾动作，大量的卵石因此被抛上了浅滩，日积月累，构筑起一道天然的卵石堤岸，所谓洛碛的“碛”，由此而来。登碛上岸，有条石铺就的石梯从高处逶迤而至，高处是鼎沸的街市。

　　在上江码头中，洛碛可不是无名鼠辈。

　　今天的人来到洛碛，已经无缘目睹这个川东码头曾经的风采，那随着石梯依次雍容的“九宫十八庙”，缭绕的不仅是世俗的香火，更是湖广闽赣这样一些外来客商的会馆，这些会馆在洛碛扎堆，显然与水有关。在已知的岁月里，川东地界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处在无路可循的山重水复中，幸好有后面那点水复，不然川东人民该如何交通？筚路蓝缕是最近半个世纪发生在这个地界上的沧海桑田，尤其在重庆直辖之后，昔日在群山中迂回的省道，迅速被一条条架桥凿洞的高速公路所替代。

　　在这一交通格局高歌猛进的背后，是水路的日渐落寞。

　　然而1965年的洛碛，水路依然是最主要的便利与诱惑，那些从船上下来的穿干部装的男男女女，完全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在45年后的今天，我们仅仅知道这支队伍中两个人的名字，一位叫雷同，从北京来，是当时中国医药工业公司的副经理，另一位叫安昌植，来自沈阳，他后来把家扎在了洛碛。

　　他们是来为一家药厂选址的。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自此，中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南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这些地区，国防建设项目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个后来被形容为“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的三线建设，缘起于毛泽东对当时国家安全的焦虑与担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中国与苏联的交恶，中国发现自己尴尬地处在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之间，美帝还没打垮，苏修又陈兵列阵，这样一种局势不能不让毛泽东对国家安全、长期建设有了更为深远的考虑，处于国土纵深地带的西部地区，成为这一焦虑与担忧的缓释地带。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在地图上画了几道线，把沿海和边疆靠国境线地区划为一线区域，然后围着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画了一个圈，圈内便是三线区域，是中国的腹地，处在一线与二线之间的更为辽阔的地带，被划定为二线地区。

　　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被俗称为大三线，中间的二线被俗称为小三线。

　　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的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也有上千公里，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1965年春，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响应国策，决定在西南地区新建一座以生产磺胺类药物为主体的原料药厂，名为西南合成制药厂(以下简称“西南合成”)。

　　口述

　　黄成，西南合成一分厂办公室主任

　　我们一分厂就是西南合成的原址。

　　为什么选这里？这是一个三线厂嘛！要在山里躲起，这儿到处都是山，最重要的就是靠着长江、有一个现成的码头，生产要进原料，成品要拉出去，运输是一等一的重要。

　　西南合成落户洛碛，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有个川东医院旧址。实际是原来川东军分区的一个军人疗养院，抗美援朝期间，收治了很多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再往前，是陪都时期国民政府一个同样性质的医疗机构，我听说很多伤病员送到这里没有抢救过来，就埋在了这里。

　　川东医院留了十几栋房子在这里，有不少还是抗战时期修的，为了防轰炸，故意把房子修成民居风格，就是那种四川人的尖顶房。

　　这么大的一个厂摆在这里，生活配套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这里摊摊多哟，医院、幼儿园、学校、电影院、制冰室，甚至水厂和消防队，喏，我办公室下面还有一个游泳池，现在天热，天天开放。这基本上是三线厂的一个共同点，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可以跟当地人没什么来往，自成一体。

　　后来改制，这些社会功能能甩的都甩了，不能甩的，就承包出去。

　　据《西南合成制药厂简史》记载：1965年7月，中国医药工业公司确定西南合药建厂规模分两期进行。一期工程建成五个磺胺产品、一个抗生素产品，具体为磺胺二甲嘧啶年产200吨，磺胺脒年产940吨(满足自用)，长效磺胺年产100吨，磺胺嘧啶年产200吨，氯(合)霉素年产90吨，氨本磺胺年产940吨。二期工程规划是：维生素C年产50吨，维生素A年产10吨，维生素B1年产10吨，维生素B6年产5吨。

　　一期工程，国家投资1912万元，这个数字后来据说追加到了3800万。

　　西南合成工程设计由上海医药工程设计院承担，负责施工的是化工部第八建设公司(简称“八化建”)，建厂的骨干力量由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沈阳分公司、重庆分公司以及北京、太原、山东、上海等9个省市的20余个单位配备。1965年9月13日，西南合成制药厂筹备处正式成立，当时的重庆医药工业分公司副经理丁立中兼任筹备处主任。

　　三线建设有“好人好马进山来”的说法。

　　伴随着这场产业转移的，更是一场浩大的人口迁徙，有资料说，仅6000万人口的江浙上海的吴语地区，就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三线建设过程迁往中西部。不能否认的是，这一人口迁徙是在一种狂热的政治蛊惑下完成的，基本与“人往高处走”这一社会共识背道而驰，在随后的岁月里，这支建设大军的很多人在饱受思乡之苦的同时，更为自己的下一代所不理解与抱怨。

　　口述

　　李景忱，沈阳人，原东北制药总厂工人

　　我是1966年2月13日到的西南合成，跟着安昌植来的。

　　头年年底，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抽人上三线，支援内地建设，问我乐意不？我寻思干几年就能回来，就同意了。没想到1966年来的，1981年才第一次回沈阳探亲，那年夏天，长江涨大水，车间遭淹了，厂里放大家的假，我正好那年涨工资了—我来的时候就拿三级工工资，45.18，直到1981年才给我调了一级—就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

　　(停顿良久)

　　我刚到洛碛的时候，这里啥也没有，没水，没电，没有交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到这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专门负责开一台德国造的发电机，可宝贝着呢！每天早上，安昌植领着我们到长江边洗漱，回去的时候，得每人端一盆水送到伙房。

　　我是2月份到的，6月，我媳妇就带着孩子过来了，她是和另外5家家属一块来的，这6家人后来就租了一地主家小院住着，夏天，哪儿都是草，苍蝇、蚊子、臭虫、长虫……啥都有，我媳妇说：这可不止有你说的青山绿水，你咋还少说了这么多好玩意呢？她是在埋汰我，我可不得在信里那么哄她吗？不然她也不能来呀！

　　早几年，我也动过回东北的心思，可后来，我们家老二没了，我是啥心思也没了。

　　(再次停顿，长时间的)

　　据说，李师傅的二儿子死于一场感冒，他老伴坚持认为，是让洛碛这样一个山沟沟给耽误的，这让本来就寡言的李师傅更加沉默。

　　李景忱的故事在西南合成不是惟一的，那位把他们从东北带过来的安昌植有着同样的命运折磨，这位延边朝鲜族人，娶了一位朝鲜新义州的太太，老两口最后在晚年却遭遇儿子在事故中被严重烧伤的惨祸，西南合成的人一说起这位老厂长都翘大拇指，“他所有的孩子都在生产一线当工人”。最近几年，关于三线企业的报道多了起来，类似安昌植、李景忱的故事被各种版本所演义，典型如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所谓“献了青春献终生，献完终生献子孙”，如此悲凉的总结，说的可不是一代人的牺牲。

　　杨永明是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据其介绍，西南合成最早的创业者除了上述二位这样的“支内职工”，还有一支队伍就是退伍军人，“1965年进了一批，1969年又进了一批，这个厂里曾经一度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当兵的”。杨永明补充说，1967年西南合成在当地招了第一批工，1970年，分来了第一批大学生，很多都是从成都工学院来的……

　　“这样的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同时对企业的依赖性也很高。”

　　杨永明谈到西南合成的一个现象，就是内部通婚的比例很高，厂里的姻亲很多。网上一篇关于三线企业的报道，也提到这些企业的职工除了普遍怀有故乡情结外，还有一种“异乡人”的情结：(三线企业)一般都有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一个状似“小社会”的特殊社区。

　　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被命名为“厂族意识”。

　　这些企业的厂族意识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工厂职工的“近亲繁殖”，就是招收新工人往往优先安排内部职工的子女，同样，企业在物色、选拔下一辈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先考虑内部职工后代的情况；其二是职工之间及其子女间通过婚姻结成广泛复杂的关系网。

　　口述

　　秦万能，77岁，重庆合川人

　　1969年我从部队上转业回了合川—对，卢作孚就是合川人—11月，县人武部通知我到西南合成制药厂报到，我就过来了。我们那一批转业军人光合川的就有三十多人，我当时行政19级，所以就成了这批人的两个带队之一。

　　我那时已经成家了，老大一岁多，老二还在她妈妈的肚子里。(笑)

　　1970年，家属过洛碛来，厂里在“八间房”给我分了一间17平米的单间。什么是“八间房”？就是一排平房，现在已经扒掉了，那地方离厂院还有一段距离，但离长江很近，就在江边。70年老二出生，72年老三出生，75年，厂里在军官大楼给我分了二十多平米的住房，也只有一间，但是是楼房，而且在厂院里。

　　所谓军官大楼，是因为那楼里住着军代表。

　　我们在军官大楼住了3年，3年后分到了一个套间，那楼里住着书记、厂长，所以大家都管那楼叫厂级大楼，我们家在5楼，厂长家在2楼，他们家也不过是一小三间，我那两间房加起来拢共不过28平米。

　　1983年，我们家在幼儿园那块儿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使用面积四十多平米。

　　2000年5月2日，我搬到现在住的这套两室两厅，这套房子大，有92.7平米，最重要的是，我们这套房赶上了房改末班车，交了两万块钱之后，房子的产权就归我了。(笑)

　　秦万能正好赶上了西南合成建设的苏醒。

　　1965年那份西南合成建设的规划，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氨本磺胺的生产原本是为磺胺脒配套的，后来这条生产线改投到了距洛碛不远的长寿化工厂，而二期工程建设基本没有实施，只完成了年产10吨的维生素A生产线。

　　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被笼统地归纳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说起来很吊诡，建西南合成的初衷是“备战”，可最后美帝没来，苏修没来，自己的内乱却来了。重庆在文革期间以武斗的凶悍著称，西南合成尽管声称自己可以自成一体，但还是同样被血腥所笼罩，这个还在建设的工地，甚至出现过抬尸示众的恐怖一幕。

　　据西南合成厂史记载，1966年5月，西南合成的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到年底时，一期工程的土建任务基本完成，个别车间、岗位甚至即将进入安装试车阶段……这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所有的工作都被严重干扰，1967年9月，西南合成的基建仅完成工程总投资额的62%，39个项目中，基本达到竣工验收的只有23项。

　　关于1967年9月，《西南合成制药厂简史》有这样的记录：

　　9月16日，一伙来历不明的武装人员冲进厂区，进入办公楼，持枪逼着领导干部要汽车，要汽油，顷刻，广播站召唤“共产党员、全厂革命职工到车库集合”，顿时汽车库(前)人山人海，筑成了一道道人墙……有的共产党员胸顶武装人员的机枪口，高喊“誓死保卫工厂，誓死保卫国家财产”，时间达两小时之多，终于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击退了武装人员的挑衅，汽车一辆没开走，汽油一滴也没捞到。

　　9月17日，洛碛地区武斗升级，光天化日抬尸示众，并进入厂区。就此，天空乌云笼罩，一片白色恐怖，“八化建”施工人员陆续撤离现场，返回南京。部分职工胆战心惊，忧心忡忡，有的离厂回家。一场紧张的三线建设战斗就此“停战”，整个现场轻丝雅静，冷落稀疏，施工建设就此全面瘫痪。

　　197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向西南合成派驻军代表。

　　军代表进驻西南合成第一项措施，就是把一些被夺了权的厂领导给“解放”出来，让他们立刻着手恢复这家制药厂的基建安装工作。很快，三年前没有达到竣工验收标准的最后16个项目，被列入基建安装收尾大会战最主要的攻关。当年的“五一”， 磺胺二甲嘧啶车间试车投产；“七一”，长效磺胺车间试车投产；“十一”，氯霉素车间试车投产；1971年元旦，磺胺嘧啶车间试车投产。

　　西南合成由此步入正轨。

　　口述

　　胡国建，西南合成船队队长，1971年进厂

　　1971年4月，我老婆在洛碛供销社工作，她听说药厂进了一艘拖轮，要找人来开，就起了要我调进西南合成工作的念头。我那时候在四川省交通厅下面的挖泥船队工作，说是四川，其实就是在重庆，那会儿重庆还是四川管嘛！我们的工作就是疏通航道。

　　老婆在洛碛，自然家也安在洛碛。

　　那时候从重庆到洛碛还是有点恼火哟！没得公路，只能坐两三个小时的船，这还是下水，要是从洛碛回重庆，时间还更久，碰到起雾、发大水，那就回不了家。所以老婆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还是很乐意的。那时候，我老婆在供销社里当个小头头，在药厂还是有些关系的，所以，事情办得很顺利。

　　1971年8月10日，我到药厂人事科报到。

　　我是1962年从重庆河运学校毕业的，学的专业就是船舶驾驶，进药厂之前，也算是老川江了。我那会儿是三等船长，每个月37块钱，同样是船长，莫家瑞每个月拿270块，他是一等一级船长嘛！你不晓得莫家瑞？1958年毛主席视察三峡，就是莫家瑞开的船嘛！你莫看不上我这个中专生哟！说起来西南合成整个船队，也就我一个科班出身。(笑)

　　药厂进的第一艘拖轮马力不大，只有270匹，从秦皇岛接过来的。1978年从常州接的那艘还可以，有480匹的马力。

　　西南合成船队有2艘拖轮，9条驳船，每条驳船载重100吨，需要4个人操作，操作驳船的不叫船长，叫驾长，所以船队最多的时候有将近80号人。我们还有一艘300匹马力的货驳，是当时的燃化部拨给我们的，我去天津接的船，跑那一看，那船根本不适合在长江里头跑，我在电话里头跟厂长汇报这个情况，厂长说：就是块烂铁你都要拿回来。还真就遭他说着了，那还就是块烂铁，八几年的时候卖给了湖北一家劳改农场，30万的船，几万块就给卖了。

　　在1990年以前，西南合成进的原料和出的产品，都是走水路。

　　原料先从梨树湾火车站(危险品货站)下火车上汽车，用卡车拉到茄子溪码头，这个茄子溪码头同样是重庆的危险品码头，在重庆上水30公里，卸货到驳船上，组成船队再由拖轮拖到洛碛码头，又装货到汽车拉到厂里，很磨人。什么原料？甲醇，乙醇，丙酮，盐酸、硫酸、硝酸，还有溴素……我们是合成药厂嘛！驳船队重载从茄子溪到洛碛，丰水期要走3个小时，枯水期要走4个小时。

　　进入90年代以后，船队的功能与作用逐渐减退，一是有公路通到洛碛了，二是国家上马三峡水库，于是西南合成在寸滩搞了一个新的厂区。

　　寸滩

　　1992年4月3日，北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消息传到洛碛时，绝大多数西南合成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决议将直接影响到他们中很多人的未来生活。很快，处在三峡水库尾闾地带的西南合成接到了搬迁的通知。

　　由洛碛上水行船55公里，应该就到寸滩，此处看朝天门，已经是兵临城下。

　　寸滩位于重庆的长江北岸，据说得名于江中一块浅滩状如杆秤，人呼“秤滩”，川人蚩雌莫辨，直将一个“秤滩”简化为“寸滩”。重庆地方媒体上曾经有人撰文怀旧，说从前从江北城文星门出发，沿长江东下，重庆去万县的渝万大道必须经过寸滩，寸滩因此很早就开始繁荣起来，清道光年间就已经建起街道，形成乡场。作为长江边重要的轮渡码头，当年江北两路一带的农民要进城来，都是步行到寸滩，然后乘船到朝天门的。

　　寸滩现在的归属是重庆市江北区。

　　西南合成的人很难视寸滩为福地，尽管这块地界现在已经是西南最大的保税港区，尤其是随着两江新区的正式挂牌，寸滩在重庆经济地理上的显赫已成必然，但西南合成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搬迁到这里，似乎就像一列翻过顶峰向下俯冲的过山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盛极而衰。

　　1992年结束时，西南合成得到了一张在当时看来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张成绩单。

　　这一年，西南合成完成工业总产值2.4052亿元，这一数据在全国80家重点医药企业中排序第10位；实现销售收入2.1276亿元，在全国80家重点医药企业中位列第8，实现利润2016万元，在全国80家重点医药企业中排名也是第8位。

　　西南合成的人后来用一种川式幽默形容自己的企业“由圆桌子坐到了方桌子”。

　　1993年，西南合成实现利税3195.6万元，这个数据据说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1.27%，但利润却比上一年度少了68万元，只有1948万；1994年，利润再创新高，达到了2219万元，利税3903.2万元—也就是这一年，西南合成的财务报表上，显示在寸滩新区的建设上投入了9709万元—1995年，西南合成的销售收入有3.1331亿，但利润却只有1004.4万，这一年的财务报表，沮丧地把利润摊薄的原因归到了原材料和能源的大幅度涨价，却只字不提寸滩新区又吸掉了他们多少金。

　　寸滩项目据说原计划是4000万的投入，可结果却是一个7亿的无底洞。

　　口述

　　陈善举，西南合成工会主席

　　我认为，西南合成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创业阶段，1965年到7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条件很艰苦，大环境也很糟糕，但那个时候的人有激情。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应该是西南合成的成长阶段，国家拨乱反正，人的思想逐步解放，企业开始尝试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步，应该承认，西南合成在这个阶段还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是西南合成的黄金时代。

　　从1995年到2003年方正接手之前，西南合成逐步走下坡路，这个过程很痛苦，也很无奈。然后的阶段就是方正接手到现在。

　　我是1971年进厂的，可以说是这些阶段的亲历者。

　　(插问：那你怎么看西南合成走下坡路这段呢？)

　　(沉吟良久)应该这么说，走下坡路的原因是一个综合因素，寸滩技改贷款过高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西南制药二厂的兼并。1997年，西南合成上市的那年，我们花了七千多万兼并了西南制药二厂。其实那个时候西南合成自己已经在走下坡路，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病人背一个死人”。

　　西南合成现在把寸滩厂区称之为“总厂”，这组只有15年左右历史的建筑群完全没有洛碛的因陋就简和局促，建设者刻意体现的显然是它的规模与现代。这样的建设思路甚至影响到了它的员工，那些留守洛碛的家大多都是陈年的、简易的、甚至是破败的，而寸滩的家却齐刷刷地走进了新时代。

　　某种意义上说，在山沟里苦呵呵了这么些年的西南合成，如此铺张，未必过分。

　　由西南合成提供的一份资料总结说：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西南合成从一个只生产4个产品原料药的三线企业，发展为生产经营抗感染类、解热抗炎镇痛类、维生素类、心血管系统药物、消化系统药物、神经系统药物、抗寄生虫病药物、麻醉药物、抗肿瘤药物、抗过敏药物等十多类47种原料药及41种制剂产品，同时生产经营保健品、食品、化工制药机械的国家大型药企。有7个产品通过美国FDA认证、6个获欧共体注册登记，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化学合成药物生产基地。

　　1993年，成功坐在中国医药行业“八仙桌”上的西南合成，决定进军资本市场。

　　西南合成独家发起成立了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股份公司”)，将其生产经营性净资产8500万折价入股，同时采取定向募集方式，向社会法人评价发行4500股，并于1997年上市，募集资金2.4亿元人民币。但上市不久，1999年和2000年连续出现严重亏损，深交所对其实施“ST”处理……2003年5月，也就是方正接手西南合成的前夕，公司资产总额为4.7602亿，却负债6.4678亿。

　　显然，西南合成的这次进军，是一次过于自负与仓促的拔营。

　　口述

　　唐华，西南合成二分厂厂长

　　1982年，我从重庆11中高中毕业。我们学校的旁边就是西南制药二厂，同学中有很多这个企业的子弟，所以那年我考到西南合成读技校时，他们都跑过来说：哎呀！恭喜你呀！那可是一个金窝窝哟！所以说，他们对我们的羡慕是有历史的。

　　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我实际上是1982年高考的落榜生，父母亲都不在药厂工作，能进西南合成纯粹是因缘际会，但我赶上了西南合成最好的时候，企业效益最好的时候，福利也是最好的，厂里什么都发，甚至卫生纸都发，穿着厂服走在洛碛街上，美女们都要多看我们两眼。(笑)

　　惟一的不好就是离城区太远了。

　　我现在还记得，从重庆坐船到洛碛的船票是1.2元一张，时间有点久，久得你可以在船上打瞌睡。(又笑，不好意思地)可是那个年纪你是晓得的，巴心不得离家、离父母远点，所以这个惟一的不好，在我们眼里还是个好。等到成家立业，老婆要你陪、娃儿闹你、父母要你照顾的时候，我们厂迁到寸滩了。

　　你说我们是不是命好？

　　我从来都不隐瞒对西南合成的感情，一个技校生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你敢说不是单位培养的结果？所以，我很满意西南合成的一切，包括它不好的时候。(停顿)效益差的那几年，家里的生活还真是有点难，我总是说：坚持坚持，艰苦艰苦……听上去是在安慰家里的人，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打气。

　　现在看当初的那点坚持是值得的。

　　2003年，方正入主西南合成，在厂里搞竞聘上岗，我当时有些顾虑，主要是被方正前面北大那两个字吓住了，心想他们肯定是非常看重文凭的，事实证明我错了，现在的管理团队不仅带来很多新的理念，而且还很尊重西南合成原有的文化与成就。

　　唐华坚持的结果，是等来了北大方正对西南合成的重组。

　　2003年6月30日下午，西南合成召开干部大会，宣布自次日起，原托管企业南方同正退出西南合成，北大方正接盘。

　　据说当时西南合成的窘境，让重庆市政府很是头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重庆市政府责成当时西南合成的主管单位重庆化工医药控股(集团)公司(简称“重庆化医”)具体负责西南合成的重组事宜。重庆化医先后与37家国内外企业接触与洽谈，对方都非常中意西南合成的品牌、壳资源、药证、技术力量和销售网络，但面对那堆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债务与冗员，纷纷偃旗息鼓。2002年5月，南方同正开始对西南合成实施托管，这位惟一的勇者到底在一年后宣布退出。

　　方正重组西南合成的第一步，是重组它的债务。

　　2003年8月19日，重庆化医以5823.8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所持有的西南合成制药总厂3.753亿元的债权。回购完成之后，马上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筹划成立一间债转股公司；同年9月2日，西南合成召开职工代表正副组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债转股实施方案，两天后，债转股公司“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登记注册。

　　至此，收购债权的环节完成。

　　接下来的是回购股权。债转股公司运作一段时间后，重庆化医又以867万的价格，回购了国家开发银行所持有的西南合成制药总厂5286万的股权；最后一步是转移债务，即将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欠工商银行的2.8亿贷款，转到西南合成制药总厂，冲抵总厂与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三步走”在2003年12月31日前全部完成，西南合成的资产由负转正。

　　债转股完成之后，重庆化医出让西南合成70%的股权给方正，方正则用不久前注资的3亿元人民币购买了这些股权。

　　2003年12月23日，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揭牌，标志着方正基本完成了对西南合成的资产重组。

　　口述

　　于明花，西南合成二分厂质检科科长

　　对！我是东北人，辽宁鞍山的，但我不是西南合成的支内职工子弟，我是1998年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应聘过来的。

　　为什么来重庆？喜欢这呗！(笑) ，不，不，不，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友情。

　　我大学里的一位室友是重庆美女，和我最铁，这个西南合成原本是她家为她联系的，后来她又联系了一家油漆厂，说是待遇比这儿还好，她就弃西南合成而去了。我那时候工作还没着落呢！她就问我愿不愿意来西南合成？我一想可以呀！怎么着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嘛，何况还可以和这死鬼同一座城市。(又笑)

　　我没唐厂长那么好的运气，我到西南合成的时候是它最惨的时候，每个月只拿七八百块钱……真的，真的，你不信可以问唐厂长。(那胖子只在一旁笑)。好在我那阵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天天住集体宿舍，吃食堂……这寸滩你也看见了，现在也还是一个工业园嘛！你上那血拼去？

　　方正来了对我有什么影响？有呀！起码收入比原来好多了。(一副财迷状)

　　我原来在北京读书的时候，经常被那些在北大读书的老乡搞得很自卑，现在，咱们也算是北大的人了。(呵呵乐)

　　说正经的，我很认同唐厂长所说的，北大方正重组西南合成，对西南合成来说是一次涅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一次机会。能进入一家国内一流的企业工作，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事，因为这样的企业不仅支付你工资，还能给予你很多非货币的东西，比如训练有术和职业养成……抱歉！(停顿，处理事务)

　　我是2006年担任质检科科长的，那会儿我已经32了。我们科里有50人，只有3位男士，这堆女人中绝大部分叫我“于姐”，看着这帮同事，我有时候觉得她们比我幸运，有时候又觉得我比她们幸运，怎么说呢？磨难是一种财富，对一个企业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

　　有一种说法，北大方正重组西南合成，实际上是现代企业对传统企业的改造。

　　这是一种危险的说法，因为它会严重伤害一家曾经以激情与奉献为荣耀的老国企的尊严。45岁的西南合成类似暮年的石光荣，尽管固执、僵化、面对突然洞开的外面的世界手足无措甚至屡出昏招，但这并不影响它内心固有的某些价值观，对它保持应有的尊重，你可能会发现，老先生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就像步态蹒跚的石光荣，突然成为“野战排”游戏中身手敏捷的杀手。

　　唐华说现在的管理团队很尊重“原有的文化与成就”，应该是有感而发。

　　不是所有的西南合成员工都有于明花这样的认识，视方正的入主为机遇的来临，那些突然被推到改革的风口浪尖上的个人与家庭，仓皇间难免有呛水者。

　　由西南合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一份资料中，记载这样一件事：

　　2003年12月30日晚，西南合成召开干部大会，当时代表方正坐镇重庆负责重组的方中华在会上宣布：推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由于宣传解释力度不够，使部分员工产生误解，引起了一些负面影响……根据目前资料准备不充分、时间有限等客观原因，决定原推行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方案一律停办。

　　方正进入不久，制定了一个员工分流方案，这本是企业重组过程中针对冗员所做的例行功课，但这个方案遭到了西南合成部分员工的阻挠与抗议。

　　一年多以后，新的分流方案出台，这次方案在员工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由员工自己选择是否享受该次分流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是按照统一规划，针对大龄职工、在册不在岗职工、富余职工、主辅剥离职工、在岗职工等不同情况，分别实施。西南合成员工在经历了上次分流事件之后，不仅观念发生了转变，而且对方正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分流举措也有了一个更为理性的理解。

　　结果，这次西南合成平稳分流上千人。

　　口述

　　严文学，61岁，二分厂安全环保科返聘员工

　　我是1949年10月4日出生的，所以大家都喊我“解放娃”，我已经退休了。

　　我是1967年进厂的，68年元月，厂里就把我们三十几个新工人派到上海第四制药厂实习，那个厂在上海杨树浦区，我在四厂的氯霉素车间学习到70年5月才回来，带我的师傅叫杨克仁，是个大学生，上海本地人。

　　杨师傅是个非常好的人，不仅有技术，还懂理论，教了我很多东西。他尤其重视训练我们的操作流程，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一丝不苟，不能出一点纰漏。他总是说：这是在化工企业，搞不好要死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忘不了他说“小心”时的样子，包括口音和语气……(会心一笑)

　　一个那么小心的人，最后还是一个不小心，淹死在北戴河，可惜！

　　这么些年，杨师傅传给我的两样东西让我至今受用，一是他的敬业，二是他的安全操作习惯。不仅我自己受用，而且我在后来带徒弟、做车间主任时，我都常常讲杨克仁师傅的故事。(唐华插话：严师傅抓安全生产是出了名的，所以我们返聘他做我们的安全巡视员)

　　其实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杨师傅就说：你知道什么是上海师傅吧？上海师傅就是你马上要把我拉出去杀头了，我还要把手里这一锉刀锉完，不仅要锉完，还要锉得讲究，锉得圆满，锉得漂亮。

　　杨师傅说：命你可以拿走，活可是我自己的。

　　报纸上又说什么地方把一些危险品桶冲到河里去了，这就是不讲究，现在的人太没有职业道德了，不道德也就不会敬业，不敬业当然就不会讲究。1981年长江涨大水，我那时候在洛碛，那边喊大水淹进车间了，这边没有一个跑的，都还在赶紧着把电机往高处吊……那次大水，我们没有冲走一只危险品桶，没有让一台电机泡在水里。

　　我们喜欢这样。(自豪状)

　　北碚

　　就像嘉陵江汇入长江，大新药业(以下简称“大新”)是在2004年纳入方正的。站在大新厂门口，可以看见嘉陵江优游而过，江对岸就是北碚正街，再过去是云山雾罩的缙云山，如此美妙的风景，大新厂一看就是60年——在1950年迁到东阳镇现址之前，大新已经存在9年了。

　　这是一家有69年历史的老药企，和西南合成截然不同，大新从一开始就是几个民族资本家殚精竭虑的结果。

　　1937年8月的一天，上海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接到了当时的“资源委员会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的一纸命令，要他把药厂设备打包交给一家名为“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的机构代为内迁。许冠群表面应承下来，将新亚药厂的一部分设备交了出去，而更多的设备与资金却秘密去了香港。这部分交出的设备先到汉口，再经长沙、益阳绕道湘黔公路过贵阳到重庆，历时20个月，最后选点在重庆北碚北温泉公园遐光楼，建立上海新亚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华西分公司。

　　1941年9月，新亚华西分公司正式开工，是为大新药业的发轫。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当时新亚华西分公司的总经理是许冠群的一位堂弟，急着赶回上海搞“接收”，于是匆忙间下达了停产令，仅留两人留守，其余工人全部遣散——新亚华西分公司在北碚4年的运营过程中，最值得说道的是1942年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支葡萄糖注射液，这于战时的中国简直就是意义非凡。

　　1946年11月，新亚药厂决定拍卖它的华西分公司。原新亚药厂的几位高级职员闻讯后上下奔走，最后决定集资接办这个苦命的华西分厂，发展中国的葡萄糖工业。

　　1947年5月，夏彬、黄林昌、吴德模、朱学仁、陈培璋、严兆和等6人以法币10亿的价格，托盘购买了新亚华西分公司的全部资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华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因为当时山东已有新华药厂，遂定名为“大新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12月，重庆解放时，大新药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月产100公斤注射用葡萄糖粉、各种注射用针剂3万支的规模，另外还可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各种片剂、酊剂和糖浆等产品。

　　1950年2月，大新董事会决定，在北碚正码头对岸的东阳镇创造路22号，购置广益硫酸厂的厂房，建设新的大新生产区，是为现址。

　　口述

　　李毓明，76岁，1951年进大新

　　我进厂那年正好赶上大新的好几件大事。

　　一是公私合营，厂长是夏彬，政府派了一个叫朱国政的人来当副厂长，但他马上当了书记；二是大新搬家，正式由北温泉搬到现在的东阳镇；三是完成葡萄糖水结晶法工艺，听说这项工艺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成熟了，但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你也知道，那时候我们正在和美国人打仗嘛！

　　我进厂的时候拿25个折实单位。

　　什么是折实单位？就是工资，一个折实单位是五角两分钱，算算就晓得嘛！13块钱。1952年下半年开始拿工资分，每个工资分是两角三分钱，我拿118个工资分，27.14。1954年开始实行八级工资制，我评了一个三级工，32元钱一个月；56年评四级工，49.5元；63年还是64年，评五级工；74年评六级工……82年我总算拿到了八级。(开心一笑)

　　我的工种是钳工。是的，是的，很多地方都把这个(做扒手状)叫“八级钳工”。(哈哈大笑)

　　我有好高？你估估。没得，没得一米八，我只有一米七八。

　　是的呀！我当时是厂篮球队的主力呀！1956年，代表重庆青工打锦标赛，1960年，代表的却是四川化工哟！那个时候，我们大新的篮球队在整个西南都很有名，不仅球技高，个子也高，还一个个都很帅气，外面都在传说，说我们专门从四川省队招退役的运动员……(得意地笑)

　　大新篮球队在1966年8月30日以后，更名为重庆制药五厂(以下简称“五厂”)篮球队。

　　这个时候，大新的管理者是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五厂”代“大新”，怎么看都是标志着私股的完全丧失，其实，自从1952年1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业局确认过大新有27.15%的私股之后，再没有任何的私股股权记录。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那些私股持有者命运堪忧。

　　在一本五厂1991年编辑的小册子里，出现了这样一条记录：

　　1966年8月30日，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重庆分公司以“(66)药办字第85号”通知的形式，将原厂名“公私合营大新药厂”，改为“重庆制药五厂”。同年三季度，最后一次付给原公私合营大新药厂私股定息，从此，明确重庆制药五厂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当大新以五厂的新名号告别它的民营身份时，文化大革命来了。

　　整整10年的时间，大新的生产指挥系统处在一个“办事无程序、管理无制度、经济无核算、生产无计划、操作无规程”的混乱局面，这一局面，大伤了本来就有些先天不足的大新的元气，以致于在文革结束后，这家药企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踌躇不前。由大新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从1982年7月到1984年2月，五厂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整顿。

　　1990年9月22日，国家医药管理局“国药企字(90)391号”文件批准重庆制药五厂为国家二级企业。但也就是这一年，在大新人的记忆中却是生产经营最困难的一年：资金短缺，市场疲软，能源涨价，经济效益大幅下滑。

　　口述

　　李代华，大新厂退休厂长

　　1990年，五厂当时的主打产品丁胺卡那霉素通过了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检查验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另一个主打产品是409代血浆，国家战备物质装备库因此设在了我们厂里。

　　但那年国际市场不行，人家在制裁我们。

　　后来这个环境出现松动，我们立刻抓住机会出击，1993年，我们的妥布霉素也通过了FDA的验收，进入了欧美市场，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每公斤达到了一万多人民币。2001年“9?11”之后没多久，FDA的三位成员到重庆来，复查我们取得了他们的放行证的产品质量，结果我们是“零缺陷”过关。

　　当时有一种新药叫洛伐他汀，是心血管疾病的特效药，美国某公司研发了17年才搞出来，所以他们卖得特别贵，一公斤敢要我们17万人民币。我说不行，不能让美国人卡了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也要能生产洛伐他汀。我后来托国外的朋友为我搞到了一份洛伐他汀的资料，厚厚一叠，全是英文的。我的女儿当时正在读大二，放寒假在家，我就给她布置任务，要她把这些资料翻译出来。

　　我说：翻不出来不许你出去耍！(笑)

　　现在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洛伐他汀供货商，我们生产的这个产品也通过了FDA的检验，因为我们大批量出货，现在这个药已经被我们拉到了580元-一公斤的低价位上，这才是真正的造福于人类嘛！

　　西南合成的照壁上，刻意强调了它们是全球最大的磺胺类药物和洛伐他汀生产商，这两项荣誉显然一项来自西南合成，一项来自大新。

　　2000年，大新药业实施债转股，当时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承接原工商银行的债权8900万元作为出资，在1.585亿元注册资本中占55.83%(后被回购小部分)，成为第一大股东。2004年年初，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计划出售所持的全部大新股份，面向海内外公开招商竞价。此方案遭遇到了重庆市政府的反对，他们担心光凭价格定夺，可能会引来不合适的投资者，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最终经协商，华融股权资产变现还是采取让大新回购股权的方式，为此，大新急需寻找到一家愿意为其埋单的机构。

　　消息一传出，包括上海复星、湖南远大、浙江海正医药、华立控股等众多著名企业在内的资本方，纷纷前来与大新接触谈判。最后，方正和上海复星形成犄角之势，都是最强有力的争夺者。曾经有消息说，这两家都让大新药业芳心暗动，但最后的结果却到底还是“落花有意方正，流水无情复星”。

　　当时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上海复星已控股了两家重庆医药企业，而北大方正在重庆的布子仅西南合成一家，所以，重庆方面最终将天平倾向了北大方正集团，以防止将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筐里……但更多的人认为，重庆方面最终选择方正，其实最为关键的还是它刚刚在短时间内盘活了西南合成。

　　2004年7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宣布：大新药业已经与华融签署协议，以8000多万元的价格回购华融持有的全部大新药业55.5%的股份，这意味着北大方正成为大新药业的实际控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