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病人协会SOSHepatites称，根据政府面向重病患者的一项医疗保健计划，强生和Vertex制药公司生产的丙型肝炎治疗药物Telaprevir的价格为22000欧元。而在同一计划下，默沙东生产的丙肝药物Boceprevir售价更是高达30000欧元。而对这些重病患者来说，市场上还没有其他有效的治疗药物。

 

　　默沙东和强生高管们表示，一旦这些药物在更广的市场上获批使用，它们的价格可能就会下降。不过，意大利巴勒莫大学肠胃病学及内科学主任AntonioCraxi表示，法国的这种定价模式表明，新药也许会让丙肝治疗费用增加2倍，也将使得英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有可能推迟或限制病人使用这些药物。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肝脏病学教授MarkThursz在柏林举行的欧洲肝病学会会议上接受采访时说："在价格降下来前，我们也许根本无法使用它们，目前并不是推出昂贵新药的最好的经济环境"。

 

　　Thursz表示，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也许会限制病人使用新的丙肝药物，即使这些病人已经尝试过现有药物而未获得治疗效果；此外，NICE还可能会要求开展基因测试工作，以确认病人是否有可能对新药作出反应。

 

　　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可能会推迟或限制新型丙肝药物的使用。目前，意大利每年在现有丙肝治疗药物上的花费大约为3.5亿欧元，如果这一费用增加2倍，那么它将超过10亿欧元。

 

　　Telaprevir和Boceprevir正在接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监管人员的审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定于4月底对这两只新药举行听证会。

 

　　法国卫生安全和健康产品管理局（AFSSAPS）表示，在法国，根据一项面向重病患者的医疗保健计划，Telaprevir和Boceprevir于去年12月获得了临时特别批准，此举使得这两只新药可以绕开常规的审批程序。

 

　　目前，法国大约有500名病人正在接受丙肝新药治疗。SOSHepatites发言人MichelBonjou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药与目前的标准治疗药物干扰素和通用名药利巴韦林（Ribavirin）一起被开给病人，每个病人长达1年的治疗总费用或达45000～70000欧元。这些费用全部由法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埋单。

 

 

　　默沙东负责疫苗和传染病的高级副总裁PatrickBergsted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治疗价格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他说，参与法国医疗保健计划的重病患者使用Boceprevir治疗了44个星期，而更加典型的一个治疗疗程是24～32个星期。因此，很有可能的一点是，病人一个疗程的治疗费用将会低于默沙东目前从法国这项医疗保健计划中获取的30000欧元。Bergstedt表示，这些药物具有成本效益是无疑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将如何分级管理这些药物，你将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这些药物，以确保最需要的病人首先得到治疗。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Vertex公司将有关问题转给了它的合作伙伴强生公司，强生将在欧洲市场上销售Telaprevir。强生负责Telaprevir全球医疗事务的领导人IsabelleLonjon-Domanec表示，强生还没有确定Telaprevir的最终价格。

 

　　病人将Telaprevir与标准治疗药物结合在一起服用12个星期，然后继续采用老的标准药物进行治疗，整个治疗时间在6个月到1年之间。

 

　　这两只丙肝新药都属于蛋白酶抑制剂，它们采用的技术与人类在HIV研究领域中取得发明成果的技术相同。研究已经显示，与现有药物结合在一起使用时，它们可以使病人的治愈率从一半提高到1/3～3/4。

 

　　波士顿LeerinkSwann&Co.公司分析师HowardLiang估计，在美国，这两只新药的价格可能达到35000～40000美元。

 

　　Liang在接受采访时说，疾病的治愈节省了大量后续费用，"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震动，但是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治愈了疾病。"

 

 

　　丙型肝炎通过与受到感染的血液接触进行传播，作为一种病毒，它往往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慢性病。在长达几年或几十年对肝脏造成破坏性后果的过程中，它会引发恶心和疲惫症状。WHO指出，全球大约有1.7亿人感染丙型肝炎。

 

　　与此同时，下一代具有更高治愈率和更少副作用的药物有可能将会在今后3年里上市。

 

　　瑞典制药企业MedivirAB公司已经表示，它预计在2013年开始销售一种与干扰素结合在一起使用的竞争性药物。勃林格殷格翰、Gilead科学以及百时美-施贵宝等十几家制药公司都在寻求开发鸡尾酒式药物，以取代现有的复合干扰素。

 

　　日内瓦一个病人权益团体世界肝炎联盟（WHA）主席CharlesGore表示，迫在眉睫的竞争态势使得默沙东、Vertex和强生公司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收回它们的投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寻找办法让人们得到新药，接受治疗；另一方面，又要鼓励制药公司在这一治疗领域里开展长期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