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到藏区巡回医疗服务 王勉之 提供

进军西藏这一路，有多少人因高原缺氧倒下？有多少人被雪山冰河冻伤？又有多少人患上各类严重的高山病？

没有氧气供应，药品、医疗设备奇缺，遇到重病的患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纵有满腔的热情、一身的技术，还是无力回天……对于一名医疗工作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也许莫过于此，但又别无选择。

“骡背病房”随军流动

“我这一辈子在很多地方工作过，唯独对西藏有割不断的情结。”国家计生委原副主任、时任18军医疗队助产士的吴景春作为首批进藏女兵，对这一路的风霜雨雪、苦中作乐，与战友们有着同样铭刻心底的记忆。

她是1951年随西北进藏队伍一路进军的。在队伍的末尾，有一个特殊的“骡背上的医院”。吴景春解释，所谓的“医院”，就是两个骡子抬着一个小棚子，西北人管它叫“架窝子”，里面可以放上一张“单人病床”，生病的战友在里面，可以坐、可以躺，我们作为收容队，一路上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收容病号。

吴景春说，“虽然在行军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医院’也还是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的，每天都要查房、治疗和书写简单的病历，即使在爬雪山、过冰河的途中，医护人员也要跑前跑后照顾病人，还要做饭、站岗、放马”。

有一天，“骡背医院”收进一位重病人。由于感冒和极度缺氧导致急性肺水肿，病人大口大口地吐粉红色血沫，听诊时肺部满是水泡音，像是开了锅。

“当时哪有吸氧的设备啊！我们全力抢救，也不见效，这是我们这一路进藏部队中，第一位牺牲的同志”，吴景春还记得，死去的，是一位为部队运输物资的民工；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当年的模样还是那样清晰：“穿一身青布皮袄皮裤，头上缠着白头巾，一脸憨厚，是个典型的西北地区庄稼汉……”

一位军医管60个病号

时任18军医院妇婴科军医的王季秀则回忆，当时翻过二郎山、折多山等一座座高山，越过湍急的大渡河、雅砻江到达甘孜后，她和200多位军医分散居住在藏民家里，因陋就简迅速展开医疗工作。

“那时候任务是很繁重的，我一个人最多管过60多名伤病员，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病人又分散在各户藏民家中，要来回奔跑，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回来的时候常常过了饭点，只好饿着肚子，晚上还要走家串户地出诊。”

若非亲身经历，很难想象那时候所谓的“医院”是个什么样，王季秀说：“可能是高寒地区为了防寒吧，藏民家里的窗户又小又少，屋子里光线极差，要铺上白床单才能看清物品，这给我们治疗带来好多困难。”

藏民房屋的下层是牛棚马圈，楼上住人，所谓的楼梯就是一根独木棍，上面拿刀砍上踏脚的槽，用手扶着上下。王季秀说：“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梯子搬运伤病员，给他们送饭、送药。说实话，开始时真有点害怕，后来才练得熟练了。”

没有桌椅，就在运输物资的木箱上书写病历；没有血库，遇上紧急危重伤员，或是手术需要输血时，都是医务人员自己捋起袖子……王季秀就给病人输过两次血，“那是出于战友之情的无偿献血，也没有休息，也不知道献的血到底是给谁用。”

卫生班长诉说遗憾往事

时任18军53师159团卫生班班长盛太远和时任18军52师155团卫生班班长续庆余，两个“老卫生班长”聚到一起，说起半个多世纪前看护伤病员的事，都不约而同地感伤起来，满心遗憾：“那时候，药品本来就少，后方补给也难，真是缺医少药啊，很多不该牺牲的同志都牺牲了……”

虽然进藏时带有先前缴获的部分药品，但基本上也就是“阿斯匹林托氏散，既治咳嗽又治喘”，大家都像“宝贝”一样看待，许多病号还互相谦让，都说要“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很快，用来简单“捆捆扎扎”的医用纱布的供应也跟不上了，卫生班只好把粗布撕开，用老百姓蒸馒头的蒸笼消毒后使用。

“爬山的时候遇到缺氧的病人，没有设备，我们只好尽量想办法把人往山下抬；战士们修路的时候出一身汗，停下来几分钟，就容易感冒，难受的时候，我们也只能给他多喝点水，多喝点酥油茶就算好的了”，盛太远记得，不少官兵都患上了心血管疾病，“我们一个副指导员，起床时怎么喊也喊不起来，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其实他早就患高血压了，当时也不知道，就说自己头疼……”

王季秀也忘不了，当时能用的抗生素只有青霉素，遇到肺水肿病人，没有氧气供应，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干着急，“心里真是难受！伤病员去世后，医生护士一起挖坑，把战友掩埋了，大家都失声痛哭”，王季秀说，每一次悲痛过后，她在心里也更增添了一份“不管条件多么差，也要尽自己所能，为伤病员服务好”的决心。（新民晚报记者　鲁雁南　张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