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开端。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辛亥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有传播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主义的引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奏。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接受西方社会主义,并试图将其引入中国革命实践之中,国内一些报刊开始登载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孙中山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拥护者、传播者,也是最早将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者。但此时社会主义传播者的成分复杂,大多数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只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学说或知识来介绍,有的甚至作了有意或无意的歪曲理解与宣传,没有也不可能把社会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来介绍。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引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铺垫,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奏。

辛亥革命打破文化专制局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营造文化氛围。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封建主义对于国民的思想禁锢和束缚被解除,由此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和文化革新的局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认为“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式微,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文化氛围、准备了文化空间。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对文化专制局面的破除,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育社会土壤。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缘于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社会开始解体,现代社会亟需建构,而现代社会建构是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特别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渐壮大,产生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工人阶级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发挥领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作用,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要传入中国的。

可见,辛亥革命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成为可能,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成为必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辛亥革命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就政党而言是中国共产党,就群体而言包括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人民群众。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和人民群众的觉醒,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自觉担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前途等重大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的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的成长。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或第一代领导人中,有不少是从辛亥革命中走出来的,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朱德等,都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受到了辛亥革命的熏陶,辛亥革命对其世界观转变、人生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辛亥革命经历的人数约占1/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凭借其非凡的历史洞察力与现实感召力,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者与主题的确立者、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把握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者与诠释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差的纠正者。

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人生轨迹,一大批追求民主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成长起来。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先进知识分子从对欧美资本主义理想模式的幻想中惊醒过来,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担负马克思主义引进和传播任务的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留日、留欧、留苏三大学生群体,把各自接触、理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国内,成为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回应与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除障碍。此外,先进知识分子还通过大学讲坛、集会讲坛等,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此,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觉醒的国民从忠君爱国走向革命救国,革命精神、民主意识开始生长,并产生了革命的愿望与变革社会现实的要求。要革命、要推动社会变革就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本素材;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尺度。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一。

因此,辛亥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造就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主体造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

三、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鲜活经验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鲜活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在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过程中,充分借鉴和吸取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革命需要广泛动员群众。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发动群众,缺乏群众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强调中国革命广泛动员群众参加的必要性。早在1919年8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就批评辛亥革命缺乏“民众的联合”,“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进而开始倡导民众的大联合。1924年12月,陈独秀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认定:辛亥革命的失败,并非革命主张的错误,乃是革命方法的错误,即“单调的军事行动”,没有“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正是基于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并针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分别采取不同的动员方式与动员策略。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

革命需要强有力的政党领导。辛亥革命是由中国同盟会组织和发动的,但由于中国同盟会高层在革命宗旨上久存分歧,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以致革命成功后,内部迅速分化,日益丧失革命性、先进性,无法起到领导核心作用。1921年3月,李大钊对辛亥革命后的政党状况深表忧虑,认为“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并提出中国“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李大钊这里所说的组织即是不久之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毛泽东在比较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时说:“辛亥年的革命”,“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已经有了共产党”。可见,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组建新的政党的必要性,认识到强有力政党领导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从而明确了无产阶级要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革命需要建立和掌握武装。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辛亥革命后乱局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阀各自拥兵自重。1922年9月,蔡和森在反思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政局时指出:民主与封建之争为何不能结束?“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其“革命是要被推翻的”。这里实际上提出要建立革命的武装,申明在军阀拥兵自重的情况下,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须以革命的武装为后盾。1926年10月,张太雷在纪念辛亥革命时明确指出:“党没有可靠的军队,亦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原因”。随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人民军队,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

革命需要农村的大变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党人轻视乃至敌视农民,在总体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而大多数农民尚未觉醒,对政治持冷漠态度,缺乏革命的热情与要求。因此,辛亥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城市,对广大农村触动不大。1926年10月,张太雷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辛亥革命是上层的军事行动,用武力完成的政变,并没有掀动乡村与各县的基础。”大革命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这就从反思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出发,说明了中国革命需要农村变动、革命需要发动农民的道理。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探索和思考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辛亥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经验和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