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年3月，东莞市政府曾经宣称，要在今年6月前出台公立医院改革方案。

    从“6月前出台”变成“最快年底前”，一拖就是近半年，公立医院改革方案难产已是不争事实。

    难产原因为何？

    吴道闻解释，公立医院改革推迟主要与简镇强政政策有关。他说，目前，部分镇街医院的人、财、物管理已经从市卫生局下放到部分中心镇。在新行政框架下，如何统筹市级医院和镇街医院的发展，是个新课题。新的公立医院改革方案，将会侧重镇街医疗资源的协调发展，而4家试点医院中，石碣医院与莞城医院均属镇街医院。

    言下之意，市级统筹与基层医改，已经成了东莞公立医院改革新的命题。

    近年来，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东莞作为广东3个医改试点城市之一，肩负先行先试的改革任务。早在去年初，东莞市卫生局已通过了《东莞市医疗卫生体系发展规划（2009年-2020年）》，这份规划被称为确立了东莞卫生系统未来10年的医改路径，也被视为终级版医改方案的前身。去年8月，东莞又召开医改动员大会，改革之势一度箭在弦上。

    但凡改革，必应“天时、地利、人和”，东莞抢得政策先机，医改可谓恰逢其时。

    从地利而言，东莞有各类医疗机构2300余所，其中建成或在建的医院超过80所，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医疗资源相当丰富。连全国医改方案撰稿人之一李玲，都感叹东莞医改有强大的地方财政做支撑。

    具备这么好的条件，东莞医改为何进度不快，动作不大？

    关键难题还是在于“人和”。

    人和问题首先是在医患之间。“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长期存在，医院自负盈亏的政策就是症结所在。有专家粗略统计，在东莞这个人口平均年龄仅30岁的城市，人均医疗费用竟高于国内大多数城市。药品价格虚高、过度医疗、公立医院趋利化、医疗保障水平有待提高等，如同一条条鸿沟，将医患双方对立起来。近年来，医疗纠纷频发，医患互信缺失渐次升级。医院、医生成了患者责难的对象，医患关系剑拔弩张，为医疗行业改革施加了整体压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医改的主攻方向，就应该在财政投入与群众受惠之间建立必然联系，即对医院的医疗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随着对于公立医院体制的颠覆性改革，东莞公立医院将在管理体制、运行体制和监管体制等方面实现突破，破除“类行政化”管理，提高市场化水平，并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让医院回归公益性，医生收入不再与患者挂钩。只有如此，患者才能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好处，医患关系才能趋于和谐。

    其次，所谓人和，还需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使之发挥自身价值，并在医改过程中作出应有贡献。对于新的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我们知之不详，不知其中能体现多少医务人员的贡献、主张与期望。然而笔者认为，医生能否成为未来改革的获益者，将是东莞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

    从现实层面看，无论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东莞医改表面上归于平静，还是此次公立医院改革方案一再难产，舆论难免猜测公立医院改革的利益蛋糕如何切割。在回归公益主旋律的同时，政府初步明确，逐步建立以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为主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基本药物加成，政府负责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政策性亏损补偿、公共卫生任务补助等。

    具体到实际操作，由于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影响深远，需要兼顾各方利益，改革一度“只见刮风，不见下雨”，东莞公立改革方案易稿22次便是例证。目前，尽管东莞公立医院改革在多个层面达成共识，但在向改革深水区挺进时，仍然知易行难。

    因此，如何在医改中保证医务人员积极性，厘清医院与医生的利益边界，仍需未来作出大量制度安排。

    今年4月，东莞已经出台方案，确定公立医院在编的工作人员绩效工资年人均不低于9.33万元。今年11月出台的首个医改配套方案，也明确了财政对公立医院编制内离退休人员的补助标准。将这一切纳入改革范畴，是肯定医务人员价值的积极作为，也是向前推进医改的前提条件。

    正如东莞一名官员在谈及医改目标时的表态：“让老百姓满意，让政府满意，让医院满意，让医务人员满意。”东莞医改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造就“医患和谐”的人和局面。

    朱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