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1月12日讯　 　　 　　在二战之前，美国的药厂推出一种新药前，需要向美国FDA（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如果FDA在确定的时间范围内提不出质疑，就必须通过。 　　二战之后，美国出现了大量的特效新药，比如胰岛素和各种抗生素。同时，各种神吹胡侃的神效也充斥人们的生活。参议员基福弗对此感到不满，他在1960年提出了一项议案，主要内容包括：控制药价、强制制药公司在新药上市三年后与竞争者分享专利（会收取一部分专利费）以及要求证明药物的有效和安全等。 　　虽然这个议案得到了当政的肯尼迪总统的赞扬，但还是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不出意外的话，通过的希望很渺茫。 　　然而意外真的就来了。1957年，德国一家公司推出了一种叫做反应停的药物。它能有效缓解早孕反应，随后的几年中在四十多个国家得到了批准。1960年，FDA也收到了在美国上市的申请。 　　当时FDA负责药物审查的弗朗西斯凯尔西对反应停是否会危害神经系统有些疑虑，也就拖着迟迟没有批准。到1961年，世界各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海豚儿，而罪魁祸首正是反应停。原来，它会影响胎儿发育。 　　其实凯尔西的质疑与此无关。如果不是这起悲剧，她可能因为大量的准妈妈们望着有效的药物不能用而被批评为官僚作风。然而，她的拖延歪打正着避免了美国陷入反应停悲剧。于是，她和FDA就都成了英雄。 　　正如二甘醇悲剧促进了新药申请流程的通过一样，海豚儿悲剧让FDA获得了空前的威望。基福弗的议案在删除了控制药价和分享专利的部分之后，要求药物安全而且有效的《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很快获得了通过。 　　根据这个法案，制药厂家必须向FDA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安全和有效，被批准之后才能上市。而有效性的证据必须是充分而且设计良好的研究。对于制药过程也要进行监管，药物包装上还必须注明副作用。 　　实际上，《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的通过是一段阴错阳差的历史。反应停的悲剧来源于药物的安全性不充分，而安全性已经是当时的新药申请流程的要求。这个修正案的主要诉求是有效性，而反应停的有效性却是明显的。 　　无论如何，历史和民众往往只认结果而不管过程。这个修正案对于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新法案之下，证明药物有效与安全的责任在制药公司。FDA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一定时期内拿不出反对意见就得通过。 　　后来还实行了四级临床即新药上市之后继续跟踪其安全性，如果副作用带来的风险超过了疗效带来的好处，还是会被退市。这样，经过FDA批准的新药，不安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被充分而且设计良好的研究所证明的有效性，也远比之前的个案或者医生病人的主观感觉要可靠。吃不死人而骗钱的药物，不再容易获得生存的空间。 　　不过，这个法案也使得新药开发周期大大延长，新药的开发成本明显增加。一个新药的开发上市，经常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上市药物的可靠性增加了，但是病人和医生的选择都减少了。此外，许多可能救人的新药也迟迟无法得到应用。 　　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只是做了一个选择。至于这个选择是不是最好，各界人士依然争论不休。（作者：云无心系科学松鼠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