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森哲：自信心不足 问：与外籍员工相比，你觉得国内员工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李纲（埃森哲合伙人兼中国区总裁）：从横向比较，中国员工总体水平高于整体平均水平，他们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有三点，一是绝对聪明；二是很想学东西，而且学得很快；三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比较清晰的定位。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信心不足，二是缺乏承受挫折的能力。 西方国家的员工自信心很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国内员工很多时候是闷声不响，谨小慎微，不愿意公开发表意见。这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关系，长期的单向灌输使学生缺少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国内课堂踊跃发言的情况一般很少见。这种状态对员工在跨国公司中的成长很不利。在一个项目中，如果一个与你级别差不多的同事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表现得比较有见识，那么他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另外，我们很多年轻的国内同事独立能力、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弱，一帆风顺时表现得很好，一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往往会弄得一团糟。我想，这与父母、老师把好学生保护得很好，给他们创造了非常优越的读书环境有很大关系。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十七八岁自己奋斗打工赚学费的情况很普遍。 飞利浦：谨小慎微 问：现在有的学生被企业的各类要求弄得无所适从，他们在大学期间拼命地考各类证书，不断参加社会实习，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徐承楷（飞利浦电子中国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填鸭式的学习大可不必。那么多考证其实是因为学生们希望走成功的捷径。事实上，人生没有捷径可走，职业生涯和求学生涯一样，要求每个人必须有敬业的精神和态度。 问：对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你的评价如何？ 徐承楷：与国外大学生比较，他们的明显优点是可塑性很大，素质高，对工作总体而言很负责，有接受挑战的精神。由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每个年轻人对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都十分珍惜，但不知道是不是竞争过于激烈的缘故，他们普遍生存在一种充满压迫感的环境中，工作战战兢兢，缺乏足够的自信心，不能十分放松地投入工作，这影响了他们的成长。另外，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国际视野普遍较弱，书呆子型的学生还是比较多。 国际纸业：太注重形式与追求速度 问：现在有些大学生认为，在学校里，“官”做得越大越好，越能向用人单位证明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工作越多越好，越能表达自己有动手实践能力。您认为是这样吗？ 杨铭潜（上海国际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只要你用心去做事，在班级里当一个班长和在学校里做一个学生会主席，得到的锻炼应该是一样的。同样，社会工作“经历”很多，并不表明你的动手能力很强。有的大学生的求职简历很花哨，说自己干了多少社会工作，对此我们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你在从事的社会工作中怎么干的，取得了什么成果，深入程度如何。往往我们会挑一两个他们所从事的社会活动问些深入的问题，由此就可以发现他们是不是为了履历而打工。 问：对现在的大学生，您有何评价？ 杨铭潜：现在的大学生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最为突出的是社会能力有很大增强，同时对新鲜事物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我在GE（通用电气）工作时，招聘来的新学生，学东西非常快，给他一个项目，在一定时间里都能很好地完成。相对来说，这些学生对专业范围内的工作比较胜任，适合做专才，却缺乏比较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战略的意识，综合看问题的能力不足，要深不能深，要广不能广，对企业的运行、管理经验也比较缺乏。 问：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哪些不足影响到未来的发展？ 杨铭潜：现在的大学生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对自己的发展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普遍有一个倾向，都希望以很快的速度，在进公司两三年内，做到部门主管的位置。我经常对大学生说，对事业要有耐心，不要一味追求速度，我们应该关注自己今天做好什么，而不是明天成为什么。 英特尔：理想的能力＝沿海学生的软能力＋内地学生的硬能力 问：英特尔汇聚了国内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水平。这些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有什么不同？ 王文汉（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总经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回答不好要得罪人。我只能讲我的感觉，很片面。我认为，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比较自信，这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相比，北大的学生在软件上做得不错，而清华的学生更大气，他们能做大规模、较完整的系统。复旦和交大之间，差别就大了。交大的市场反应速度快，而复旦的就比较慢一些。交大的学生相对于复旦的学生来说，更愿意冒险，更有创新的激情；而复旦的学生则要保守些，做事比较稳，不愿冒险。 沿海地区高校的学生，比起内地高校的学生而言，比较有思想，表达能力、沟通能力都比较强。但是，他们的基本功却被内地学生超过了。我们发现，内地高校学生的基本功越来越好，成都、合肥、西安的学生，技术能力比上海、北京的学生要高。我想，这恐怕与他们周围的环境有关。上海、北京很热闹，有很多机会，学生们于是不一定能安心投入学习，而内地高校学生受外界打扰小，也就能潜心学习。 问：能否将国内学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作个比较？ 王文汉：与美国学生相比，国内的大学生在硬能力方面，考虑问题不具备像美国学生那样的广度与深度。在软能力方面，差距要更大一些。有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在一些中国学生身上甚至可以说“隔项目如隔山”。即使在完成同一个产品的开发，分在某个项目组的人可能对另一个项目组的工作一概不知。而在美国，即便是另一个项目组的同事也能对你这个项目大谈一番，这有助于项目间的协作配合。 欧莱雅：没有自己 问：你们很强调人才的个性，那么，大学生在学期间怎样培养自己的个性？ 赫伯乐（欧莱雅中国公司大众化妆品部总经理）：比起法国、德国等国家来说，中国有一个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殊现象：这里的人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大家对未来十分乐观，尤其是年轻人，这是好事。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达到自己的目标，却并不容易。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自己，做你想做的事。在大学学习时，除了学习各种理论，还要去接触社会，尽量多一些尝试。如果你等到跨出校门，才发现社会原来是这个样子，走进办公室才发现自己原来不喜欢这份工作，那就是最糟糕的事。 问：与你们过去的大学生活相比，你们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有哪些变化或不同？ 戴青（欧莱雅中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却又缺少准则的时代。现代的大学生面对的信息很多，从这些信息中筛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合理利用的确不容易。另外，现在的大学生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以前有很多明文规定，这不能做那不能做，现在这样的明文规定少了，行动反而更加艰难。自由度一大，就会失重。现在的大学生与我们那时相比，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一路走来，全是赞誉之声，与他人一起，他们想得较多的是别人能够给我什么，很少考虑我能给别人什么，这就难以彼此协作，协作性不高。 贝塔斯曼：思维方式是文化环境的结果 问：请问席蓓蒂女士在中国工作多少时间了？能评价一下您的中国同事吗？与德国同事相比，他们有哪些不足？ 席蓓蒂（贝塔斯曼集团亚洲区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总监）：我在中国工作将近两年时间。对中国同事的感受是，他们非常有活力，十分愿意学习，已经习惯西方的工作方式。在工作当中，德国员工与中国员工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区别的，德国员工一般会给一个问题提出好几个解决方案，而且每个方案实施的流程十分清晰；而中国员工可能只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中国员工比较灵活，知道如何进行变通。另一方面，德国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比较直率，即使是好朋友，但在工作中仍然可以争执得面红耳赤，下班后两人到酒吧里喝一杯酒就没事了；可中国人不同，喜欢用间接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思科系统：缺乏“组织行为”能力 问：具体而言，从大学毕业生到一个合格的员工，有哪些差距？ 杜家滨（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语言能力，没有足够好的语言能力，就难以沟通与合作；二是专业技术，学校的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之间毕竟有一定差距；三是组织行为经验，怎样与人相处，与他人合作共同把一个任务完成，如何管理他人或者怎样被他人管理，等等，这类行为大学生往往没有体验。所以，我们把这些招聘来的毕业生全部送到美国总部接受一年的培训。在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新进公司的人员组成一个班，上课用英语，并设置各种研发项目，大家轮流当一些项目的领导。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培养员工如何进行国际化合作、如何管理他人和与他人积极协作。 西门子：建立清晰的成才目标 问：对现在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情况，能进行一下评价吗？ 谢克海（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总的来说，大学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方面是不错的，这主要指书本知识，商务知识和市场知识相对比较薄弱。从能力角度说，大学生喜欢变革，比较积极主动，愿望很强，但缺乏沟通能力，对环境的敏感性以及质量意识也相对欠缺。客观上说，相当一部分人不具备把一件事说清楚的能力，这是缺乏沟通能力的表现。还有，许多人普遍缺乏质量意识，桌子有个污点，墙壁掉块皮，往往不以为然，但这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却是不能容忍的。 刚才我提到大学生的成功欲望很强，但他们有时会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我看过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一万多名学生进行调查，其中有50％左右的学生认为，35岁前将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还有超过50％的学生认为，将为第一个雇主工作两年时间。我觉得这反映出有些学生十分浮躁，35岁就达到职业生涯的顶峰，那以后干什么呢？是不是就退休了？为第一个雇主工作两年时间，难道两年时间就可以把一家公司吃透吗？ 柯达：找一个人生支点 问：您认为大学生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应该怎么做？ 叶莺（伊士曼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