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费医疗退出历史是必然的。”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并不乐观的是，政府虽然支付高额的改革资金成本，但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仍可能变相保留，只不过“从吃财政变成了吃医疗保险”。

　　以北京为例，《投资者报》根据北京市平谷区改革试点的数据推算，北京市的公费医疗改革，政府至少要拿出2亿元以上，为这项涉及市属公务员、事业单位、公立医院、高校教职22万人的改革埋单。以此比例估算，全国公费医疗改革的增加支出大约50亿元左右。换来的是，2012年以后包括北京在内的24个省市，再不用担心“公费医疗”这个无底洞，政府的责任将仅限于缴纳参保人员工资总数的10%到医保统筹基金，如报销费用不够，原则上不再增加，由医保基金支付。

　　财政压力是改革动力

　　“公费医疗”是指国家通过医疗卫生部门，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免费医疗及预防服务的一项社保制度。这一制度建立于1952年，当时中国城市医疗体制由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组成，职工医疗费用分别由财政资金和企业支付来承担，个人无须付费。

　　“在过去的公费、劳保体制下，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医疗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分别包揽，缺少机制去有效地制约过度消费；医疗费用增长过快，明显地超过了社会经济承受能力。更严重的是，过去的职工医疗保险，尤其是劳保，是以企业为单位的保险系统，先天性地缺少抗风险能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告诉《投资者报》。

　　这种过度医疗的现象有许多更为通俗而生动的说法，比如“一人得病，全家吃药”、“小病大看”等。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为27亿元，1997年增加到774亿元，增长了28倍，年递增约19%，而同期财政收入只增长了6.6倍，年递增约11%。

　　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所有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部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在运行长达40多年之后，开启了转向医保的改革。企业职工医保随着国企改制的大潮流迅速推进，而公务员等人群的公费医疗改革却步履迟缓。

　　近年来，在公费医疗彻底取消之前，由于财政负担过重，各地都对公费医疗先后出台过一些实施细则和约束浪费的机制。例如，北京市在2000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公费医疗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按保障人数定额管理的办法，以实现公费医疗开支总量控制，并制定了公费医疗享受人员医疗费用负担标准：年度门诊费小于等于3000元，职工个人负担20%，超过3000元以上部分，个人负担10%；年度住院医疗支出小于等于1万元，职工个人负担10%，超过1万元以上部分，个人负担6%；退休人员个人负担比例为在职职工的50%。

　　然而这些措施约束力并不强，并且由于公费医疗存在花费越高、个人承担的费用比例越低的制度设计弊端，使得“小病大看”等现象非常普遍。一些医疗单位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经销贵重药、进口药，甚至经销营养滋补品、非医疗用品；盲目进口和使用CT、核磁共振等高档医疗设备。

　　这些体制性弊端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加剧了社会不公。正如政府有关部门人士所说，公费医疗彻底取消并入医保，是财政压力逼出来的。一组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市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4179.87元，平均个人负担比例为26.2%，而2010年北京市公费医疗实际支出26.2亿元，比2009年增长6.27%，以北京市享受公费医疗的22万人数来计算，人均医疗费用超1.1万元。公职人员与普通职工在医疗保险方面的待遇不公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