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选择在北京发货是因为北京毕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较高，在北京发出去的货买药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说北京两个字就是个品牌。”
假药贩子我们打的就是北京牌
在曾令芳之后，曾文芳出现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药的资源，设立了天顺天利商贸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让北京制假药行业提升了一个层次，制假药的流程分工更细，效率更高，业务更广，组织更严密。
2009年10月至2010年11月间，犯罪嫌疑人曾文芳伙同彭拥军等人，为生产、销售假药而合资成立北京天顺天利商贸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等处雇用他人非法生产各类假药，并通过多家快递公司向患者邮寄发货。该制售假药案共涉12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共计57人，涉案金额达3900余万元，罪名分别涉及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卷宗190余册。这起假药案是北京市检察院挂牌督办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第一案。
2010年7月16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一事主在本区购买某品牌降糖胶囊，经北京市药监局鉴定后认定为假药，警方经初步侦查认定这是一起生产、销售假药案。此案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药监局高度重视，迅速抽掉精干力量共同组成“7·16”联合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在“7·16”特大制售假药案中，湖北省天门市是重灾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5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7人来自天门，他们大多是亲戚、同乡互相引荐投入到这一行里来的。
每个行业都有领头羊，假药行业也不例外。曾文芳就是他们这群在京城从事“特殊工作”老乡的头头。他通过天顺天利公司将各窝点串联起来，把各窝点生产的假药统一收集，再通过快递公司送货并代收货款。各窝点在天顺天利公司都不会出现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编制的特定代码，窝点之间也互相不认识，称得上是一个严密高效的组织。
开夫妻店边学边卖
杨德仿是这个庞大制假贩假组织中的一颗“小棋子”，但他的经历却是该案中大多数制假药散户们的一个典型。
2009年6月，在同乡指引下，杨德仿带着妻子来到北京“
创业”。其实他们所谓的“创业”，就是卖假药，这在杨德仿家乡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我们那边的人都知道”，杨德仿说。
刚开始杨德仿是跟着师父学，慢慢地他掌握了一些行业的窍门。在出师后，他就开起了夫妻店。杨德仿负责进假药，网上宣传，与客户谈判，找快递公司，他的妻子帮忙包装。
杨德仿卖的是“消银洁肤丸”、“美华癣康宁”之类和皮肤病相关的假药。他从别人手中进来的药都是半成品，上家在给假药的同时，还会给说明书、标签之类的配套产品，而这之后需要杨德仿自己去贴标签，还要自己给包装封口。
为进行隐蔽生产，杨德仿把小作坊放在了居民区里。夫妻俩在北京石景山区七星园租了房，就在出租房内对半成品药进行后期加工。
做好了假药，下一步就是卖。要卖就得广而告之，杨德仿于是找到了一家广告公司给他在网上做广告。杨德仿在广告上留的
医院名称是航空航天医院。其实这是他随便想出来的名字，只是觉得名头够响亮，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家医院。
为了显得真实，杨德仿在互联网上同时留下了四个北京市话号码，其实四个都是小灵通号码。杨德仿通过设置，把四个小灵通号码都呼叫转移到了他的手机上。只要有电话打来，杨德仿就冒充是航空航天医院皮肤科的大夫，像模像样地给患者分析病情，解答医疗问题。“你这个病在医学上很常见，目前医疗手段可以做到让你痊愈。吃我们医院特制的xx药，每12瓶为一个疗程，建议你最少服用三个疗程。”可笑的是他之前从没行过医，也没有任何有关皮肤病的医疗知识，他用来骗患者的话都是从皮肤病专业网站上查到的，现学现卖。
如果有人上当购买，需要杨德仿发货，他就通过QQ把患者信息发给天顺天利公司，公司就会派人来把包裹收走。在这一过程中，天顺天利公司要收到货款的10%到15%，算作组织辛苦费。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天顺天利公司发货，杨德仿说出了其中的原因：“干我们这行的都是老乡，大家干的哪个别的老乡也都知道。刚开始我是自己干，后来天顺天利公司就找上门了，希望我的货统一通过天顺天利公司发走。他们做得大，又是老乡，我也就同意了。”
在杨德仿的记忆里，卖假药发出去的货发到了全国各地，几乎各个省份都有，但唯独没有发到北京的。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北京人买到了假药，会很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就把北京的用户都屏蔽掉了。
从业两年，杨德仿具体向多少人卖假药，卖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卖的是假药，因为他卖的药既没有批号，也没有正规生产厂家。但为了挣钱，他还是说服了自己，“治不了病，但也肯定吃不坏人”。
家庭作坊家族经营
杨德仿代表了一大批天顺天利公司势力范围内的散户，而这个像港片中帮会一样的组织又是如何统一假药“天下”，并达到上千万的销售额的呢？
这还要从最初的家族作坊说起。
彭拥军算是天门人最早在北京“创业”的，具体做了多少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也许是觉得太辛苦，自2009年9月起，彭拥军开始渐渐淡出了这个圈子，只保留了天顺天利公司的部分股份。
在彭拥军之后一度做大的是曾令芳。2008年5月，曾令芳到北京找工作，遇到了制假药的老乡彭拥军，就给他打工。
2009年9月，彭拥军不想再干的时候，就把手上的东西，包括厂房、设备等，都转给了曾令芳。曾令芳为了扩大生产，花了近万元从全国各地购买了粉碎机、压板机、抛光机、喷码打印机等设备。
规模扩大了，下一步就是招人，曾令芳首先想到了亲戚。妻子阳引贵、大姐曾腾英、弟弟曾记芳、女婿余荣龙陆续被他召唤来帮忙。每个月曾令芳会给其他几个人发工资，每人发1500元钱左右。
曾令芳通过给彭拥军打工，摸到了不少门道。制假药所需要的各种材料，曾令芳都能找到渠道进货。在曾令芳的联系人中，制造假药用的西药片、中药粉都来自一个姓郭的河北人。双方联系只通过电话，姓郭的叫什么，曾令芳也不知道，于是他在手机里就存了个“郭送粉”的名字。同样的，胶囊皮由一个姓赵的浙江人发货，电话里就存了个“赵进壳”，胶囊皮的价格是11万粒420元钱。制造假药用的瓶子是从“徐进瓶”处进货，每个0.19元B0.6元不等，曾令芳每次要进15000个左右。
从2009年起开始单干，曾令芳就觉得直接找患者购买量小还麻烦，于是就只向熟人批量销售，按照对方要求的品种和数量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把药拿到约好的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全都是现金交易。
曾令芳一伙主要制造治疗高血糖、高血压、皮肤病的假药。把原材料买回来之后，先由曾令芳按照下家提供的配方配药，如治糖尿病的药配的是格列苯脲100瓶、苯乙双胍100瓶、盐酸二甲双胍片20瓶、中药粉5到8斤，能做出40至60个疗程的药，也就是330瓶到500瓶左右。
配完药以后是机器磨粉，然后搅拌，搅匀了以后灌装胶囊。灌装后要给胶囊抛光，曾令芳本来是有一台抛光机的，但是并不好用，于是他就和曾记芳一起把胶囊放在毛毯里抖，抖完了以后胶囊也能变得光滑。在这样抛光后，他们再装瓶封口。
这一时期的组织还处于家庭作坊家族经营阶段，规模、金额均无法赶上之后的公司化管理阶段。在曾令芳之后，曾文芳出现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药的资源，设立了天顺天利商贸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让北京制假药行业提升了一个层次，制假药的流程分工更细，效率更高，业务更广，组织更严密。
营销发货有专门公司
曾文芳于2009年3月来到北京，当时彭拥军正在北京丰台区制假药，曾文芳来了之后只是给他开车，做一些进货、给客户送假药等跑腿的活儿。
到2009年8月，彭拥军逐渐淡出这行的时候，曾文芳和侄子彭俊华一起商量觉得做快递业务更能挣钱，于是就筹划开一个物流公司。但是他们手头上没有客户也没什么资金，于是他们想到了彭拥军等一直在北京卖假药的老乡、亲戚。
一番交流之后，彭拥军他们也觉得可以做，于是天顺天利公司就这样成立了。2009年9月公司注册，股东有曾文芳、彭俊华、丰俊鹏、彭佳（彭拥军之子）、曾令芳、廖超然、狄雪莲（曾文芳之妻）。
公司成立起来之后，曾文芳就风风火火地把业务做了起来。第一步，他联络了所有认识的在北京的制假药的同行，让他们由天顺天利公司统一代为管理发货。公司给各散户的许诺是：让他们的销售看上去更可信，销量也会加倍。经过一段时间，大部分天门的老乡都被鼓动加入了天顺天利这个联盟。曾文芳终于实现了统一假药“天下”的梦想。
公司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在行里名气还不大，每天也就几件货。但是到2010年案发的时候，每天就有几百件货从公司流出。甚至许多北京周边的散户都找到他们，先把货给他们，再由他们从北京发出。曾文芳供述时道出了其中的原因：“都选择在北京发货是因为北京毕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较高，在北京发出去的货买药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说北京两个字就是个品牌。”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11月，短短两年，天顺天利公司委托快递公司销售货物所得货款就超过人民币3900余万元。
在整合了制假散户资源后，天顺天利公司和邮局以及一些速递公司签订了代收货款业务。当卖假药的散户成功钓到患者后，会和天顺天利公司联系，然后公司的两位司机就会开车上门取货。散户同时把患者的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和代收货款的金额通过QQ传给天顺天利公司的彭俊华，彭俊华把信息打印出来后粘贴在货箱上，再由速递公司上门取货。患者收到
药品付款后，速递公司会把钱打进天顺天利公司的账号，公司再把钱打给广大散户们。
在这个流程中，天顺天利公司会收取散户货款的5%B15%作为返点，以此作为公司主要利润。
天顺天利公司的管理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保密，他们给每个制假药的散户都制定了一个固定的编号，根据编号进行日常的进货、汇款等业务，真实姓名都不出现。散户之间很少接触，沟通只靠电话。
每个散户所生产的假药在天顺天利公司也都有一个独有的代码。例如北京良乡有一个姓鲁的散户，所卖的假药代码256、258、268、266（这四个代码账目内金额共计769万元）。
2010年10月，曾文芳和丰俊鹏又另外注册了一个颂康福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就是把天顺天利公司停掉，把里面的所有业务转过来，因为曾文芳认为，“我们这种公司不能长期使用一个名字，容易出事，换个名字再干，其实业务是一样”。
经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7·16”案件中涉及到的近千种药品均按假药论处，对人身健康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犯罪嫌疑人大多为初中或小学文化，没有任何医疗工作经验，在配药时，犯罪嫌疑人将各种药物粉末随意搭配，危害性较大。
然而，由于流毒时间长，加之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较大力度的广告攻势，如在《黑龙江日报》、《河南日报》、《益寿文摘》、《辽宁老年报》等省级主流、专业报刊投入大笔广告费发布广告等，许多患者没能及时察觉，甚至在案发后，还不断有患者打来电话询问药品信息，还有一些老客户表示“疗效很好，希望能继续购买”。
日前，石景山区法院已对本案中20多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杨德仿夫妇、彭拥军、曾令芳夫妇、曾文芳夫妇等人已于2011年12月2日被石景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石景山区法院将于近日开庭审理。对于石景山区检察院已提起公诉的另外30多名被告人，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
对于这次案件为何能达到如此规模，大批量假药如何能平安生产这么多年而没有被查处，办案检察官认为：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对药品的行政执法多停留在对药品经营、流通证照的审批层面，对假药违法行为的监管难以顾及。具体来说，一是职能部门对药品原材料及
医药器械在市场上的流通监管不力，使得被告人能轻易获得制药材料及封口机等制药器械，为被告人制造假药提供了便利；二是网络监管不力，任由假药广告在网上泛滥，为假药流通提供了便利。三是快递等物流
企业对所承运物品审查不严也让销售假药者钻了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