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胖起来了。近三十年来，对于生活在中国东部富裕地区的人来说，体型横向高速增长，比GDP的增长直观得多。保罗·弗伦奇在《富态》一书中，引用了一组中国服装业提供的数据，“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接近76.2厘米”，也就是说，25年间，中国男性的腰围，膨胀了15%以上，同比涨幅最高的，是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的40岁至50岁的男性人群。腰围确实改变了中国。

　　“胖”在中国并非完全贬义。中国人一度认为，身体的肥胖与财富和社会权力是划等号的。中国普通百姓有一种来自贫困的惯性思维，站在社会顶端的是一群胖子，而底部则是广大贫穷的瘦子们。把社会财富与腰围联系到一起，不见得是绝对真理，但确实是部分事实。

　　中国人的以胖为美，让《富态》的作者感到吃惊。在西方世界，“胖”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乃至于政治问题。美国每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胖子，政府投入到治疗肥胖的钱，占到医疗保障的12%以上，同时美国人并没有显示任何瘦下来的迹象。在中国，尽管30年来腰围在不断膨胀，肥胖问题却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按照《富态》一书作者的估算，中国体重超标的人口，应当已经超过2亿，这相当于整个美国胖子的总和。

　　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热衷于生活在快速便捷、高糖分、高脂肪的饮食世界中。大多数城市居民把卫生部发布的关于肥胖问题的声明当成了危言耸听。

　　肥胖的成因在哪里？保罗·弗伦奇将这一问题，与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联系到一起。

　　30年间，首先被改变的是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中国东部城市大量的白领阶层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活动于代步工具——自驾车、公交车或者地铁——目的地，两点之间。大家的生活就是下床，然后坐到办公椅上。换句话说，30年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中国白领阶层严重的腿部功能退化。在这个生活轨道中，大量的西式快餐（麦当劳、肯德基）、日式快餐与中式盒饭或盖饭大规模地占领了白领的胃。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不一致的是，在中国，最胖的群体，其实并不是最有钱的那一部分，而是所谓的中产收入阶层。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对于饮食毫不挑剔，饱食终日又手抚键盘。

　　与生活习惯一起被改变的，是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蔬菜、米饭与面食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而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甜点、肉制品与鱼虾海鲜。后者尽管表征了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同时，这些高蛋白、高糖分、高热量的食品，也是催生胖子的一大助推力。保罗·弗伦奇为我们举证了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市场上的大获成功，以说明他的论点。这两家洋快餐，在中国都以千计的连锁数量，开满中国大中城市的每一个繁华的角落，而中国的城市居民，对这些食品洋快餐表示了由衷的欢迎。据保罗·弗伦奇的观察，其理由是便捷、干净与味道好。

　　在香港的实验室里被试验出来的“健康食品”究竟添加了什么，中国城市居民显然不会追根究底，他们是相当有忍耐力的人群。偶尔爆出的一两例洋快餐业食品安全问题，很快就沉寂了，照样门庭若市。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中国的奶业似乎危机重重，媒体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最终结果却丝毫没有改变城市居民已经形成的消费习惯。

　　大体上来说，《富态》这本书讨论中国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态，占了绝大多数篇幅。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作者的观点，中国的高速发展，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城市化运动。而众多胖子的催生，则是城市化运动的副产品。当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时候，胖子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不断升高。这绝非危言耸听，美国的肥胖人口，从25%提升至65%，只用了30年时间，照此速度计算，中国到2040年，就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胖国。

　　如果中国继续胖下去，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肥胖第一个考验的，是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哮喘、冠心病、高血压、肾脏疾病的患病比率大幅地提高，将使得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雪上加霜。

　　更糟糕的层面，是肥胖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减肥业已成中国医患纠纷最为高发的地带之一，虽然各种各样的药物减肥方法被创造了出来，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功效到底如何，却始终是一个疑问，反倒是药物将会产生副作用却是确凿无疑的。在就业问题上，中国各行各业也在遭遇着肥胖的挑战。胖子因就业受到歧视而将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例时有发生，这其实是比较表面的现象。而更多隐晦地歧视胖子的行为，却没有被摆上台面，比如在两位能力相等的求职者中间，一位中等身材，另一位是肥胖者，主管会选哪一位？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富态》的忠告是可信的，富起来的中国人没有必要在肥胖上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