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教授负责领导哈佛大学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自1994年起，刘远立教授一直在哈佛大学从事国际卫生政策与管理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是“卫生体系学”创始人之一，并从2000年至今在哈佛大学担任该学科的博士生导师。8月8日，刚刚结束三周访华的刘教授就中国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接受了人民网记者专访。   　　记者问：您刚刚结束为期三周的访华。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医药卫生体系改革？   　　刘远立教授答：首先应当肯定：无论是做横向的国际比较，还是做纵向的历史比较，中国的新医改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举世瞩目。这些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医改的进程。作为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的主任，我平均每年回国出差5-6次，每次都能看到新的进步和变化，很让人振奋。以我这次回国短短的三周为例：除了应邀参加北京市医改创新成果评选活动外，我还到湖北、广西、四川等地搞调研。所到之处，无不对中国政府加大投入所带来的基层医疗机构新建或翻修工程上马之普遍、医保覆盖面扩大所带来的老百姓原先受压抑的医疗需求被释放的程度之大留下深刻印象。   　　但要让我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谈谈个人判断，我必须首先要表明几个基本观点和评价标准：医改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各国医改的共同目标有二：一是不断提高医疗服务的可负担性（看病不贵）、可及性（看病不难）、适宜性（安全有效）；二是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要客观、科学地评价中国医改的现状，不仅要有过程指标（计划要做的工作实际完成了多少），还要有结果指标（工作有没有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医改的目标有没有达到）。虽然新医改的内容很广、举措很多，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只想在过程和结果这两个方面都有证可循的前提下，对中国医改三个方面的主要进展做一个评价：   　　第一，随着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老百姓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明显提高，“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一方面降低人们就医时的经济障碍，让患者及时得到其所需要的服务；另一方面，减少“因病致贫“。2011年末与2008年相比，中国新增参保人数是1.62亿。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如此之多的没有保险的人有了基本保障。目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人群覆盖率（“名义覆盖率”）已经达到95%，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与此同时，中国基本医疗保障的水平也在大幅提升。政府对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从2009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使得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逐步得到提高，特别是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儿童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保障水平。这些变化带来的直接作用就是让原先被压抑的医疗服务需求被迅速地释放出来。国家卫生部的调查资料显示：2011年与2008年相比，全国年住院率提高了8.5%，而在住院病人中因经济原因提前自行出院的比例相应地降低了7.5%。与此同时，发生大额医疗支出（“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比例在新医改实施三年间降低了2.6%。   　　10多年前，我曾经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做过长达8年的有关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和试点工作，并在工作期间经常听到农民念一句顺口溜：“小病养、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今天，每当我看到农村乡卫生院新农合报销窗口前的“热闹”景象，我都会为在中国农村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兴奋不已。   　　第二，随着政府对农村和基层卫生投入的增加，农村和基层卫生服务的“硬实力”得到加强，“看病难”在大部分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已经不是主要问题。   　　从2009年到2011年，中央政府安排了630多亿元重点投向基层，加强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共支持了3万3千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这几年，我每年的冬季都带一个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哈佛研究生中国卫生考察团”到中国做一个为期三周的调研，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短短几年的建设所发生的焕然一新的面貌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的运用水平，大力培养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人才队伍，制定一系列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到基层去工作，以提高农村与基层的“软实力”。在加强能力建设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改革人事与分配制度等综合改革措施从而提高农村和基层卫生工作的效率。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和基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方便了群众就近就医。据不完全统计，与上年相比，中国的城乡居民在2011年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就医人次增加了3.1亿，增幅为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