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南京人史阿姨特别着急，她吃了有大半年的“赛治”药买不到了。据悉，除了“赛治”外，市场上原本还有国产药“他巴唑”，这两种药的成分都是一样的，通用名都是甲巯咪唑。但是与“赛治”相比，“他巴唑”的价格过低，过低的价格让国内的生产厂家感到无利可图，他们纷纷选择了停产。
追求高利润是商业的本性，因此无法将低价药的生产寄望于商业的道德和自觉之上。低价药停产消失的原因，还在于现有药品管控制度的失灵，各个环节的相互脱离，使得“廉价药”的民生利益很难获得保障，相关的政策红利也会面临短效的境地。
药监部门管药品品种的审批与质量，对价格不承担责任；物价部门虽然管价格，却无法对生产品种进行限制；至于卫生部门，医院用什么药似乎也缺乏必要的限制，即便要求医院使用廉价药，但要是厂家不生产，也难免会被牵着鼻子走。国内的药品品种审批，并没有像国外的标准那样严谨而科学，过多的“新药”审批导致一药多名的现象屡禁不止，同一种药固然在成分上完全相同，但换一个名称和包装就可能在价格差距悬殊。假若药品的品种审批，以及价格确定，依据的是其成分和配方，而不是名称与商标，药品名称无论怎么变化，其生产的成本没有变化，那么廉价药就不会“一廉就死”，药品的生产也不仅是生产厂家说了算。
“廉价药见光死”现象之下，基本药物只占总药品市场的比例始终难以提高。低价药大面积停产，也让现有的药品市场格局没有改变，利益被深度绑架。
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标本兼治，从长远看就是在物品品种审批，以及价格核定上严格把关，多做减法少做加法，更多的要基于对药品的成分和成本，而不是在商标、剂量上作文章，堵死药品只换马甲不换成分的生存空间。从短期上看，应当落实以下措施，一方面对药企生产相应的廉价药应有硬性规定，未经批准不能轻易停产；一方面应加大对廉价药生产和销售的政策扶持，激活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总之，唯有管理部门真正承担起责任来，公众的权利才会获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