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请您首先谈一下近年我国医药市场的整体情况。

　　于明德：应该说，近十年来我国药品生产和销售收入在不断增长，2015年的收入绝对值更是在历史最高水平。但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增长的速度在放 慢，而且越来越慢，这也是一个趋势，从2011年起，每年收入的增幅从20%、18%、13%到9%左右，2015年应该在9.1%或9.2%。

　　应该认识到，前30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特点是增长的幅度在放缓，根据多方面的分 析结果，估计生产和销售收入比GDP的7%还要略低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口径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幅度是下降的，直接关联到财政收入的增幅下降， 而财政收入增幅的下降会涉及到国家对医疗保障投入增长的下降，这也是我们医药企业面临的一个实际情况。也许，今年整体经济还会下行，我们需要做好克服困难 的思想准备。具体讲，医保控费任务繁重，有25个省、185个医保统筹单位的当年收支为负，所以去年初李克强总理提出“药价要下来，服务要上去，医保要保 住”，这个情况会传到医药市场上来。

　　北京商报：国家下决心深化医疗改革，药价是个敏感话题。您认为医药企业未来应该如何构建开放和市场化体制框架？

　　于明德：对医药企业来讲，深化医改既是压力也是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改革。近期中央的两个文件将对我们行业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政府行为法制化，经济行为市场化”，法制化就是依法行政，有授权才可以办事， 没授权不能乱办事，现在乱办事的问题造成了很多困难，比如药品统一招标采购，国务院都放开了药品价格的管理，由市场决定。招标办还在制定“入门价格”，完 全是违背国务院规定的，但是它自己没意识到，它不知道自己已经违背了“经济行为市场化”的原则，还在乐此不疲。

　　二是《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这个文件是指政府和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府能做的就是法定授权的问题，法无授 权就不能做，企业、市场主体凡是没有限制的都是可以做的，而且做的程序要尽量简化，这些文件是构建一个良好的发展经济的政策环境，让医药企业感觉到有信 心。

　　药品价格改革是医改以来最大的成绩。政府在新形势下把药品价格放开交给市场，我认为，质量、价格、服务、信誉四大要素均为市场要素，必须交给市场，市场会找到质优价廉的药品，绝对比招标办统一招标采购要好。

　　北京商报：去年国家提出“健康中国”的概念，今年5月底第四届京交会把医疗卫生服务作为重头板块，您认为，我国医药企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是什么？

　　于明德：医药行业当前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有四个。

　　一是国际化。国际化在当前来讲迫在眉睫。我们有大量的产能过剩，那么为什么不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去解决过剩问题，通过转型升级来解决过剩。 这其中企业需要过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就是标准。我们现在把认证标准提到向国际最高水准看齐，因为如果不看齐，就出不去；出不去，产品过剩就无法解决。

　　二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是企业未来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现在生物生化在整个医药产业格局中大约占10%，我认为，基因药物、新型治疗性疫苗、单克隆抗体是重中之重。在创新方面，瞄准美国，方向就不会错。

　　三是大健康。人民群众由生到死所有的生命健康需求，我们能做的都要做，这是大健康产业应该做的事。

　　四是“互联网+”。这是未来我们需要加大力度研究利用的，用大数据在海量人群中筛选你的定向目标，精准销售。比如，这个药对12岁以下的儿童比 较实用，那就特别要从12岁的潜在人群中找消费者。在医药制造业，“互联网+”加什么，清华大学做了生物活性细胞的3D打印，成都做了具有生物活性血管的 3D打印技术，将来也可能发展为人的脏器3D打印技术，这些都要去关注。国际化、生物技术、大健康、“互联网+”这四项很可能成为我国医药行业下一个五年 或者下一个十年发展的重点，也是最需要转型升级的4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