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网消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众多制度刚开始被假设为非常完美，但施行后不久就漏洞百出。于是就陷入一个怪圈：不断地立法，不断地修订，最后拟解决问题未除，新问题更多，甚至有些改革折腾了许多年回到原点。当前的医疗改革也面临同样的境遇。 　　许多人倾向于英国式大包大揽式的改革，视美国医疗体系为失调的范例。笔者曾经问一美国教授：“你们美国人财富如此之多，而医疗却是以私人供给为主，这不让中下阶层 活得郁闷？”他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人配什么的制度，大多的美国人喜欢实现自我，不喜欢处处依赖政府的作为。因此，百姓交钱给政府，然后政府再派发医疗，这在美国人看来，环节众多不仅财富损失不小，而且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是，医疗行业医生拥有的信息比患者多得多，难道这些私营医疗机构不会趁机“宰”病人一把？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美国这种事还真不少。但是，不像中国这么普遍，原因何在？力量制衡。美国式的医疗体制中，患者、医生、保险公司构成一个多方博弈的格局，因此，只要纳入私人保险公司支付的范围，医生下“黑手”的可能性不大。 　　政府更注重公平，私营保险公司更关心竞争下的利润。他们有强烈的欲望去保证保费减去支去还会大于零，因此，私营保险公司密切关注各个医院医生的开药情况。有些私营保险公司的规模本身就比较大，因此他们可以比较的数据也比较多。一旦确认哪家医院的医生一直开大处方，他们就会考虑取消这家医院的“定点”资格。一旦失去这种“定点”的资格，医院的生存就会成问题，因此，医生和医院在这种压力下当然会考虑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 　　多方力量制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力量的多次碰撞会形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正是缺乏对这些制度安排的认识，许多设计美好的医改方案因医生的“一枝独秀”而告失败。 　　因此，“重庆民间医改行动”非常值得关注。（11月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由重庆长龙集团主导的惠民行动调整了医疗利益分配机制。整个行动，通过终端会员的巨大数量而获得了与医院的谈判权，又通过与医院的合作，获得了与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权。消费者无论有无医保，以2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惠民行动会员，此后在任何一家加盟医院看病，都可享受由长龙集团按就诊者药品总费用13.6%支付的现金补贴。药品的采购有底价方式和配送方式两种，供应给长龙集团的价格，前种方式为零售价的40%-50%，后一种为零售价的70%-80%。参加惠民行为的医院的主要义务，是对会员使用“廉价的、质量合格而没有临床促销的药品”，确保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全年不超过40%。为避免医生开大处方，拿回扣，规定他们在处方中使用药品化学通用名而不能写商标名，药房根据处方随机选药，目前四家医院中有3家的药房由长龙集团托管。 　　文章报导，重庆社科院调研显示惠民行动各方均有收获。会员患者得到真金白银。资料显示，长龙集团在2006年3-9月间，支付的药费直补为772305元。同时，医院的收入有所增加。 　　这种“草根”行动就是典型的力量制衡机制。有些类似于笔者曾经提过一个事例。一般来说，患者在整个医疗的购买中决定权不大。但是，注射胰岛素一种新型仪器的发明改变了这个格局。糖尿病人注射胰岛素是定时的，但注射量很难以控制。患者不可能被训练得跟护士一样专业，因此，注射时量多量少给病情带来负面影响时有发生。后来，一家高科技公司创新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针有专门控制量的简易操作方式，盲人也能够准确地用这种器械给自己注射。于是，该公司并没有像往常众多的医疗公司一样游说医生开这种器械。而是直接向患者宣传，患者主动向医生施压。这种情况下，医生一般会照办，他们没理由让患者一直用笨拙的注射器。因此，多一个医生们的对手是有好处的。 　　有意思的是，关于惠民行为，当地政府部门没有明确地表示支持，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但是，各种调查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关于其向惠民行动会员支付直补是否涉及“商业贿赂”调查、纳税调查等等。当地一位专家更是称，政府才是公共卫生产品的提供者，也只有政府有这个能力。当地卫生局有官员认为，惠民行动有风险，扰乱了医疗秩序。 　　笔者不解，按这些仁兄的意思，我国医疗完全是公共卫生产品提供者的1980年代恐怕是我国医疗制度的黄金年代。为何我国现在还要兴师动众，借鉴国外经验重塑医疗体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