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首日开盘价16美元，比发行价上涨近22%，收盘价为17.55美元，比发行价上涨30%。 　　纽交所，历来以其对企业环境的挑剔、对企业管理的苛求著称于世，进入这个市场，不单是对一个企业综合实力的考验，同时也检验着这个企业所在行业和市场环境的盈利能力。迈瑞在纽交所大受追捧，这充分反映出，国际投资人对中国医药市场的强大信心。 　　海外资金为何对中国医药市场情有独钟呢？ 　　据平安证券预测，在中国现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以现价计算，2007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将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与今年相比，同比增长15-16%；药品销售收入则将达到2700亿元人民币左右，同比增长8-9%。未来，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将会快速提升，医药商业将会重新洗牌。 　　看来，随着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中国医药市场已经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向往的乐园。面对蜂拥而至的国际资本巨潮，中国是来者不拒，还是因势利导地加以利用呢？ 　　合理分流是关键 　　正如重庆长龙集团的惠民联盟的组成结构一样，中国的医药市场主体实际上也可以分为医药生产企业、医药流通企业、医疗机构和医药消费者四大部分。 　　目前，国际资本普遍看好中国市场，但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将无孔不入、无所不为。但是作为公共服务事业，医药行业却有着非常浓厚的公益色彩。那么，这样一种属于社会公共产品领域的事业，应该如何利用趋之若鹜的国际资本呢？ 　　“在国际上，政府直接和全部提供并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国家很少，只有欧洲少数一些最为发达、国土面积很小、人口很少的高福利国家这么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在一次有关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论坛上说，“大多数国家都借助于政府和市场之间一种合作性的制度来分配医疗卫生资源。” 　　为此，余晖主张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机构联合起来，建立一种长期伙伴合作关系共同提供公共医疗服务。 　　“这种伙伴关系通常需要通过正式的协议来确立，并且还要接受政府有效率的依法监管。”余晖说，“伙伴关系包括特许经营、设立合资企业、合同承包、管理者收购、管理合同、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或者对私人开发项目提供政府补贴等。” 　　记者同意余晖公私合作的观点，在这一点上，重庆长龙集团所从事的“惠民联盟”就拥有强烈的公司合作的性质。但根据长龙集团正在试行的创新经验，公私合作是否还应该把公与私各自负责的领域分清呢？ 　　比如在医药生产领域，政府一定要严格把关，控制质量，但在资本的来源上，是否有必要进行详细区分(中药领域，根据我国加入WTO时的约定不能对外资开放，但可以鼓励民资进入)？ 　　在医药流通领域，为降低终端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根据长龙经验，是否可以完全放开给社会资本甚至外资开展竞争性经营，或者由医药企业直接搞直销是否可行？ 　　对于医院，是否应该医药分离？政府能完全撒手不管吗？目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医院改革究竟应该怎么改？ 　　不要把医院当国企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但是回首20年走过的路程，有多少社会公众认为它是成功的？2005年底，一份关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报告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改革。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能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服务离人们愿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政府不满意：投了那么多钱，还是挨骂；医生护士不满意：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收入贫富不均；医药消费者不满意：看病、抓药贵得要死。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有人干脆提出，既然国际资本都在盯着中国的医药蛋糕，索性对医院进行企业化改革。 　　“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消费者没有能力对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作出充分的评估。这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没有办法来评估医疗机构的业绩。”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张春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所以，不能把医院当成国有企业来改，不能把国有企业改革的那一套搬到医院里面去。不能搞承包制、计件工资和产权改革。” 　　张春霖分析道，一个造高压锅的企业，高压锅摆在货架上没人买，就说明你做得不好，最后你就得破产。但医疗服务不是这样的。张春霖觉得，在现在的体制环境下，尤其是付费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产权还不是问题的要害，单纯的产权改革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反而会带来严重的负效应。 　　张春霖的观点直接来源于他对医药卫生事业本质的思索，值得参考。 　　确实，医疗卫生体制毕竟是为社会民生服务的公共事业，它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生存水平。这种事业的终极关怀是人道关怀。在西方，这一事业最早是由教会从事的类似福利建设。 　　“医疗和教育是很特殊的，必须强调公平性。”张春霖认为，“所谓公平性，其实就是说收入高的人要出钱给收入低的人看病。这种‘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是社会的稳定器，是整个改革能够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 　　分析出了医疗体制改革的本质，那么医院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明确了，一定不能让资本的逐利性渗透进医院的血液里，否则牟利将成为医生的天职！ 　　这样看来，医院改革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引进资本的问题，而是如何消除其营利动机的问题。从这个意思上说，目前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医药分离！ 　　流通领域需督导 　　实际上，进行了20年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些年，我们在医药生产领域顺利引进了不少战略投资人，如河南天方药业引进了日本住友、华北制药引进了荷兰DSM公司。有一些外资企业还纷纷在中国独立设厂，如投资无锡的阿斯利康、投资天津的葛兰素史克等等。 　　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进入西药生产领域是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在医药流通领域，除了重庆长龙集团的惠民联盟外，目前还没有出现更多积极有为的动向。 　　据记者调查，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三级批发站管理体系。到了上个世纪末，三级批发模式瓦解，医药分销从此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但2000年以后，医药分销行业慢慢整合，通过购并形成了2家全国性的公司和10家区域性的公司。 　　目前，中国医药领域传统分销业盈利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市场集中度跟发达国家的成熟的市场格局相比更是明显存在先天不足。 　　据统计，美国医药批发业前3家市场份额总和为95%。而我国前3大医药流通企业的市场份额只约为20%，前10大医药流通企业的市场份额也只有37%。 　　在这种情况，各路资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彼此之间壁垒森严，为此没有一种力量能将医药流通与公共福利结合起来，更没有一种有效的平抑价格(买药少花钱)的约束机制。 　　“医疗卫生服务是一个公认的存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领域。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表明，在存在高度信息不对称的领域里，政府的适当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市场机制将出现严重失灵。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将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率损失和社会福利损失。”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发展战略室副主任张安在一次论坛上也说，“政府干预的方式包括直接建立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出钱购买服务(直接补贴消费者或直接补贴医院)，或对各类不同性质的服务提供者进行基于统一规则的监管。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监管是效率相对较高、成本最低的一种政府干预方式。” 　　张安副主任关于监管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医药卫生市场可以引进外资、可以利用民间资本，但是一定要有政府的高度监管。 　　重庆长龙集团的经验给我们一启示，因为它首创了一种将企业利润与百姓富利相结合的医药商品流通机制。但是，这种创新却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全国去。因为，在这种“惠民联盟”中，医药消费者的福利还没有得到一种强有力的法律或制度保护，因为没有政府监管，没有监管规则。 　　长龙集团的“惠民联盟”为中国医药流通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如果推广，确实还需要有一套量化了的、可操作的政府督导规则。